资讯社会中教育的变与常
黄厚铭 台湾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博士班

摘要
　

       本文的目的是基于当下对于电脑网路特性的认识，从实践的角度企图指出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以便我们面对未来资讯交流管道的变化时，能够拥有主导的力量，使未来教育发展的方向能够合乎我们的期待，而不是从预测未来的角度来猜想教育体系与其内容的发展。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并非被动地接受未来的挑战，而是依据我们的目标与价值来主导未来的发展走向。本文主要是从教育最重要的两大面向著手，针对智育与德育这两个方面分别进行讨论。

       在智育方面，本文从资讯与知识间的差异著手，主张网际网路固然提供了那些在资讯的近用上有实际困难的人一个便利的管道，但是，仍然只是辅助工具而已。当然，在教育上必须采用这样的辅助工具的理由，除了它是个有效率的工具以外，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将会逐渐地迈向资讯社会，对资讯科技的运用也随之成为一个基本的生活工具与环境。尽管如此，本文认为智能教育的目标并不能被化约为技职训练，同时，在教育中强调资讯与知识间的差异，以及促使学生思考资讯科技的影响与资讯社会背后的运作机制，都是资讯社会中智能教育的重点。
　
       在德育方面，本文藉著分析电脑网路上人际关系的局部人格性与局部感官性，指出电脑网路所提供的化名就像刀的两刃一样。对于原先长期受到既有社会观念压抑的群体，电脑网路提供了伸展的空间。并且，也提供了一个较不容易受伤的社交环境，如果使用者愿意用心地对待一个代号，以及相应的人际关系，网际网路仍然可以做为一个学习的场所。然而，如果完全忽略了真实面对面互动对于道德教育的作用，而全部仰赖网际网路来学习人际关系的技巧与社会规范，其结果必然是扭曲的人格发展。故而，一个群体面对面互动的教学环境就仍然是必需的。

一、前言

       林立的电脑补习班、汗牛充栋的电脑书籍，加上政府推动远距教学、e-mail到中小学的措施，从这些迹象来看，显然地，在面对资讯社会的来临时，教育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一环。从一个角度来看，对资讯科技一定程度的掌握，将会逐渐变成国民的基本素养，以便面临未来的生活环境，因此资讯教育变成学校教育的一环。甚至在经济发展的考量下，资讯教育也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之一。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资讯科技似乎也被当成解决教育问题的万灵丹，至少，我们寄望资讯科技的引入，可以强化既有的教育方式，解决过去教育所长期面对的问题，所以我们推动电脑（网路）辅助教学。

       这样的思考预设了资讯社会与教育的密切关系，不管是把教育视为培养国民适应资讯社会能力的手段，或是把资讯科技视为教育的工具。但是，如果没有从架构资讯社会的电脑网路著手，来□清资讯社会的特性，我们将难以确定什么样的教育方式与内容才可以让国民不致于被资讯科技的洪流所淘汰。另一方面，要是没有把握住教育固有的本质，盲目地推动资讯教育，也可能扭曲教育的内涵。

       本文的目的是基于当下对于电脑网路特性的认识，从实践的角度企图指出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以便我们面对未来资讯交流管道的变化时，能够拥有主导的力量，使未来教育发展的方向能够合乎我们的期待，而不是从预测未来的角度来猜想教育体系与其内容的发展。事实上，这也正是资讯对于我们所具有的意义，也就是让我们了解我们所面对的状况，然后据此决定未来的行动。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并非被动地接受未来的挑战，而是依据我们的目标与价值来主导未来的发展走向。以下本文将从教育最重要的两大面向著手，针对智育与德育这两个方面分别进行讨论。

二、资讯社会的特性

       根据前述对资讯的作用之主张，我们可以这么说，自远古以来，资讯就在人类社会中扮演著极为重要的角色，为了维持生命，人类就必须了解环境。此外，由于人类生理本能的不足，因此还必须藉著相互合作来确保安全，在这个过程里，不仅需要收集资讯，还必须共享资讯。进一步来说，为了维持群体生活的秩序，资讯的传递不仅需要是横向的，还必须代代相传，实际上，文化就是人类集体储存资讯、传递资讯的中心。从历史上来看，我们还知道，资讯形式的变革也常常影响了社会的形态，例如，在昔日知识以口述文字或是书写文字的形式呈现时，由于资讯形式的限制，导致传播的不便，结果知识只是少数人独占的特权；其后由于印刷术的发明，使得知识可以被大量且广泛地传散，这一方面，促成了民族国家的产生，因为藉此政府得以有效递传政令，这也就是麦克鲁汉所谓的外爆炸（McLuhan，1987：176-177；传播90'研究集团，1991；282）。但是，另一方面，较有效率的资讯流通也使得教育的普及成为可能，导致知识的普遍化。既然自古以来资讯就有著这样的重要性，那么为什么会有资讯社会这样的辞汇呢？这样的社会又有什么特殊性呢？
      
       这个问题正是我们讨论的起点，也唯有□清了这个问题，我们才可以据此探讨资讯社会中的教育应该如何发展。如果我们把问题追溯到美国六零年代关于资讯经济的讨论（Machlup，1962），以及社会学家贝尔（Bell，1976）有关后工业社会的作品，我们可以了解，资讯社会这个论题的产生，原来是基于资讯的生产、消费、与分配，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而提出的。粗略地说，其著眼点在于智育方面。但是，不可否认的，资讯社会这个论题的盛行，则与网际网路的普及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我们也必须根据电脑网路的特性来凸显资讯社会有别于早先的社会之处。亦即，资讯社会的特色在于以电脑网路做为人际沟通的新媒介。这个媒介的特性在于他所提供的主动性与双向性。从资讯分享的角度来看，这意味著个人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讯息，还可以主动地搜寻他所需要的资讯，甚至他也可以成为传散讯息的来源。随之，我们可以轻易地了解，我们所面对的将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故而，如何迅速地掌握所需的资讯，以及如何顺畅地传递有用的资讯，这两点就是最关键的课题了，这也正是资讯社会中的智育所必须达成的目标。同时，在资讯爆炸的时代，如何与他人合作，藉著集体的力量，获得所需的资讯，并且积极而有建设性地与他人分享自己所拥有的资讯，也是一样重要的。相反地，如果没有搜寻资讯的能力，或是没有他人的资讯分享，因而无法有效率地找到所需的资讯，我们就必然会淹没在资讯过载的大海中，当然，也就不可能在资讯的共享上做出有益他人的贡献了。由此可见，德育并不会在资讯社会中丧失其重要性，甚至我们还必须审慎地评估，一旦经由电脑媒介的沟通变成人际关系的主要模式时，会对道德教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三、资讯社会中的智能教育

       在智育方面，我们可以从资料、资讯、与知识之间的区别来开始我们的讨论。显然地，这样的定义并不唯一，也就是说，本文并不排除其他的定义方式，重要的是如何让定义发挥它们在行文、推论当中的作用，进而显出这样的定义方式之意义。换言之，抽离脉络地争辩定义的正确与否、或是优劣是没有意义的。
       面对现今网际网路的汪洋，其实充斥于我们四周的并不是资讯。这些未经组织，或是无法用有效的方法加以搜寻的素材，其实只是资料而已。没有经过组织的资料流通，就如同绵延流逝的生命之流一样，只是所谓的杂多，并不具有意义（Schutz，1967：45-57；Weber，1949：81）。资讯崇拜（The Cult of Information）的作者T. Roszak（1986：93，95）也指出，道德、宗教等理念是心灵在寻求意义时以经验为素材所构造出来的。幸运的是，在当前的网际网路上，已经有许多组织资料的方式，以及许多协助我们搜寻所需资讯的搜寻引擎，来协助我们将这些资料转化为有组织的资讯。换言之，经过组织的资料才成为资讯，而这个组织只要是可以理解的，并不需要与资讯使用者自身所偏好的组织方式相吻合。
      
       回顾这些方法的发展，盛行于WWW之前的gopher并无法有效率地组织多媒体的资料，也由于当时的资料量并不大，因此只有veronica、archie等少数的资源搜寻工具。WWW的魅力则在于它不仅可以组织多媒体的资料，还可以把过去的资源组织方式一并整合进来如gopher、ftp、netnews等，甚至WWW的资源搜寻工具本身也可以整合在其自身当中。基于资讯搜寻的便利化，我们不难了解，未来智能教育的重点将不再是博闻强记的能力，而是如何迅速地掌握所需的资讯，乃至于如何将资讯化为合用的知识。在这里，本文所谓的知识，指的是经过个人的消化而能够让个人顺利运用的资讯，其关键在于必须与个人基于其生命历程所形成的认知基础、与目标相配合。更清楚地说，资讯要能够为个人所用，就必须能够经由反思而整合到个人长期累积的知识库里，并且能够根据其自身的知识累积与当下的实践目的来加以定位，也就是与个人生命历程所形成叙事相结合，这对于个人也才是有意义的（meaningful）。由此可见，资料要以组织才会变成可以有效流通的资讯，并且，资讯要变得有意义，就得经过个人的消化而成为知识。当然，这并不意味著个人的知识累积都是在孤立、独我的状况下进行的，相反地，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个人生命历程的叙事总是形塑于社会的脉络之中，这一点在本文资讯社会中的道德教育一节中，有关个人人格认同的形成之讨论里会有进一步的分析。相应地，这个具体化于个人生命叙事中，给予资讯加以定位的架构，也必然是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尽管如此，即使是「普遍客观有效」的科学事实，也不必然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知识，而可能是仅具有流通作用的资讯罢了。对某个人而言，国外某研究机构又发现了一种基本粒子，与某名人有外遇，这两件事情都可能只是闲聊时的话题而已，隔了一阵子就忘得一乾二净了。
       由此可见，知识与资讯的差异在于，资料化为资讯的组织方式只需是可理解的，而不必与个人的知识累积相结合，相对地，知识是极为个人化的，对某人而言是知识的资讯，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因为这个环绕于个人生命历程所形成的叙事之不同，而只是资讯而已。所以，Barlow（1996：）指出，「一则资讯的价值，决定于其与判定此一资讯有无意义的心灵之间的互动。」《资讯崇拜》（The Cult of Information）的作者Theodore Roszak也主张：「资讯不同于知识。你可以大量制造数据和事实，但知识绝无法大量生产，而系个人凭据其经验、价值判断而去芜存菁的心灵创造成果。」（引自Wurman，1994：36；另请参看Roszak，1986：22）当然，这也意味著目前是资讯的，在未来可能转变成为知识。不过，资讯仍旧只是知识赋形（in-form）的载体（谢清俊，1997：32-34）。所以，不必然会转变为知识。随之，知识的问题也就不能被化约为资讯量的问题，知识所涉及的是资讯内容与个人生命叙事等质的问题。我们发现，Shannon等古典资讯理论的限制也是在此，亦即，收讯人的知识变化与发讯人实际送出的资讯量没有必然关系，而与收讯人预先掌握的知识多寡有关（张新华，1991：56）。这也是本文强调既有知识库与生命历程的缘故。
       无论如何，就当前资讯爆炸的状况来看，事先为了未来的实践目的设想而在脑中累积大量资讯的要求，已经变得不实际了。但也由于知识的累积是极为个人化的，因此，我们无法规定一个一致的教育方式来使得个人都具有一样的、大量的知识，而这也是长期以来教育所一直面对的问题，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我们本来就明白一样的教育方式与内容并没有办法确保一致的教学成果；甚至在社会多元化的趋势下，我们也越来越难确定所有人都一定要拥有的知识之范围。因此，培养个人主动搜寻资讯的能力，并且能够在资讯的洪流中按照自己的需要充实知识，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换言之，我们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教育个人化的进一步发展。不可否认地，由于电脑以及网际网路上的资料库不像人类会有缺乏耐性的情形发生，所以，也比较能够配合个人的需求、消化能力、与学习进度，从这个角度来看，电脑（网路）做为教学的辅助工具，确实是有其必要性的。但是，在教育个人化的趋势下，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什么是智能教育不可或缺的核心呢？也就是说，如此一来，智能教育是否还有共通的部份呢？
       首先，当然就是运用资讯科技获取知识、以及与他人进行资讯分享的基本能力。必须注意的是，既然这样的技能只是面对资讯社会的基本要求，资讯教育的目的就不会只是为了就业而准备的技职教育了。再则，体认资讯科技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以及认识背后的运作机制，更是智能教育中不可忽略的一环（Landsheere，1991：138-143；Eraut，1991：171-172）。其中，在教育中强调资讯与知识的差异，本身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因为我们将会越来越不缺乏资讯，反而越来越需要在资讯爆炸的时代学会如何掌握所需的资讯，进而将之顺利地化为可以运用的知识。相反地，一旦无法消化充斥四周的资讯，就极为可能为资讯的洪流所淹没，这也就是所谓的资讯过载（information overload）。法国学者布希亚（Baudrillard，1983；1988：207-219）甚至曾经以大众（mass）这个字眼来描绘资讯过载的结果，他认为在资讯过载的情形下，整个社会将会沦为迟钝、沈默的大众，是吸纳一切却毫不回应，以致于越来越臃肿，失去行动能力的大黑洞。在这种情形下，由于无法对迎面而来的资讯在自己的生命的脉络中加以定位，资讯无法经由个人生命历程的反刍而转化为知识，因而不再做为个人与真实之间的媒介，甚至反而变成个人与真实之间的障碍，而无法告知（inform）个人有关自己与环境间关系的讯息，亦即丧失资讯对我们应有的作用。我们可以这么说，资讯焦虑的根源，就是在于社会的资讯崇拜根本没有区分资讯与知识间的差异。电子前锋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的创始人之一Barlow曾经指出，「对于资讯的态度最大的错误，乃是错把容器当成内容。」（引自Brockman，1997：34）进而，误以为只要掌握大量的资讯，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亦即，把与生命叙事习习相关的质的问题，化约为数量的问题。这一点表现在教育上，就是家长深恐子女「输在起跑点上」，积极地送孩子到各式各样的补习班去学习各种技能之上。在这种潮流的驱迫下，我们只能焦虑地随波逐流，汲汲营营地以有限的生命追求无涯的资讯。而这样的焦虑，只会使得资讯过载的情形更加恶化而已。至于这个现象背后的机制，当然有赖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相关研究来加以探讨，对于这个复杂问题的分析并非本文的主旨，也就不再进一步讨论。在此所要强调的是，从资本主义的政经结构、以及消费社会的观点来理解上述现象背后的驱力，将随著资讯社会的发展而更形重要，因而必须被纳入教育的内容当中，只有认清这些左右资讯社会发展的力量，我们才有可能主导它的走向。这一点又与本文对资0T在人类社会中作用的看法相符应。在这篇文章当中，我们则只是先阶段性地著眼于教育目标与内容的□清。
       资讯转化为知识的关键，除了个人依据自己的关怀主动寻找有用的资讯，并加以反刍以外，另一个关键就是沟通。所以，Lievrouw（1994：355）指出，「新的资讯来源将使得更多的个人得以找到与他们切身相关的资讯，亦即更有意义，因为它们（按：指资讯）能够经由与其他有相同关怀的人之间藉著相同管道的沟通，而被放进脉络里。」这也是为什么讨论本身会有助于知识吸收的原因。不可否认地，相对于过去的传播媒体，网际网路所提供的双向性，为资讯交流打开了一道大门。随之，如何学会与他人顺利地进行资讯交流，对资讯的共享提供正面的贡献，也就成为另一个重要的课题。这也是培养资讯共享的能力何以会成为资讯社会中智能教育基本目标的原因。亦即确实掌握当今资讯交流的特性，把电脑、网路视为另一个基本的表达工具，注意到多媒体的资讯相对于传统以文字为主的资讯在知识传递上的优势与限制，针对不同的目标与对象，善用适切的媒介来传递讯息（张一蕃，1997：86）。这样我们也才有可能超越被告知的（informed）社会，迈向全面的资讯共享。
      
四、资讯社会中的道德教育
      
       在论及资讯社会中的教育时，许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学电脑，并且在这样的反应背后，所设想的是以此做为未来职业的准备，因而，资讯社会中的教育就被化约为资讯教育，同时，资讯教育又进一步被简化为技职教育；以致于丝毫没有注意到教育的其他面向，尤其是道德教育的部份。法国学者李欧塔曾经在《后现代状况》（Lyotard，1984：4，7）一书中提醒我们，资讯社会中知识的外象化（exteriorization）将导致我们以效率做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而将知识的获得与心灵或是人格的陶冶切断关系。在这样的思考引导下，对未来教育的规划当然也就会失之偏颇了。
       要讨论资讯社会中道德教育的走向，仍然得以网际网路的基本特质为基础。如同本文先前所指出的，网际网路做为一个沟通媒介的特性在于其主动性与双向性。因而，在人际关系方面，网际网路使得个人能够暂时地隐匿真实世界的身分，并按照自己的兴趣和意愿来建立人际关系的范围，而不只是被动地接受空间与工作的安排，只能与邻居或同事交往，个人也因而可以藉著这样的弹性主动地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以及相应的社会关系。但是，真实世界的人格终究是无法完全抹去的，这是因为真实世界仍有其优位性，亦即，不论使用者是否将大部分的时间花在网路上，或是在主观意愿上比较喜欢在网路上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相应的人格认同，由于物理上身体的限制，他仍得回到真实世界来过生活，加以网路使用者还可能同时维持著数个代号，故而，网路上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也不再是全人格的接触，而转变成局部人格的接触。
       诚然，在现代社会中，原本个人就是在不同的场合里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因而在这些场合也是以局部的人格与他人互动。从这个角度来看，电脑网路上的人际沟通似乎只是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一个例子。但是，事实上，由于人格认同的形成总是在一定的社会脉络之中，并且是在与周遭的他人互动中逐渐发展出来的。这里所涉及的是一个由个人与周遭的人在互动的过程中所长期发展出来的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有关个人自我的叙事，包括了我是谁，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是如何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以及我期待未来要做什么，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在真实世界中，由于活动范围的局限性，个人的不同面向与角色往往相互牵连，因此，所谓人格认同的一致性也就变得非常重要，这也是Goffman（1959）在以戏剧学为架构分析个人如何呈现自我时，提出前后台的区分所要指明的关键。也就是说，个人必须努力维持展现于他人面前的这个人格的一致性，而隐藏可能引发怀疑与不信任的不一致。这样的人格一致性是社会互动基本信赖关系的基础。换句话说，维持有关自我的叙事能够自圆其说，是社会互动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然而，由于真实世界与网路空间的割裂，以及随著网路上人际关系领域的扩展，相形之下，不同人际关系网络之间交叠的机率并不大。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仅可以把电脑网路视为一个前台，真实世界视为一个后台，在电脑网路上，不同的活动范围也分别构成一个个几乎互不交叠的前台。所以，一方面个人得以塑造一个有别于真实世界的人格认同，另一方面在网路上也可以同时维持数个不同的身分。尽管如此，必须注意的是，由于一个人格认同都必须经由与他人的互动过程，逐渐形成一个自圆其说的叙事，因此，并不会轻易地导致类似彻底匿名性（anonymity）所隐含的任意与不确定，我们或许可以将此种特定意义下的匿名性称为化名（pseudonymity）（Dyson，1997）。只是，在资讯社会中，个人将会更彻底地维持著数个可能截然不同的人格认同，而电脑网路上的人际关系也因而只是局部人格之间的接触与互动。在这种情形下，网路上人际互动的信赖关系也仅只是建立在对局部人格的信任上，虽然长期下来这种局部的信赖关系的确可能扩展到真实世界的身分，但是，就网路上人际关系的正常运作而言，使用者所信任的只需要是围绕著那个代号所形成的叙事一致性，也是藉著这种局部性，个人可以不必担心整个人格或是身体会受到信任关系破灭的影响，而能够放心地与他人交往。但是，这个状况也会使个人丧失因为全面接触所带来的学习与调适的机会。进而产生一种虚无、易碎的人际关系。
       不可否认的，人际关系对于个人人格的形塑有极为重大的影响，亦即，个人人格认同的形塑与社会、团体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个过程一定是在社会生活的脉络中经由与他人的互动而逐步形成的（Mead，1962：135-226）。由于电脑网路所提供的沟通管道对现实世界沟通管道的取代性，所以，以整个社会为单元的社群将会难以形成，相反地，个人将会依照其兴趣与意愿参加多个团体，因而形成更多样的社会认同。环绕于个人的团体，也不再是传统社会的同心圆扩散，而更像是多个部份重叠的圆圈，扣著这个模型来看，在同心圆扩散的社会关系中，社会关系的拓展往往是整个圆的运作，像是家族关系的拓展一样，个人的意愿与力量显得较无影响，相对地，在多个部份重叠的社会关系中，社会关系是以个人为核心，根据其意愿而朝向数个方向开展。随之，在部份的程度上，初级团体对于个人人格形成的影响，也会因而减弱，故而，有关人格的形成方面，在过去最重要的就是初级团体，而在电脑网路的影响下，取而代之的，就是个人所归属的多样团体，个人的自我认同也因而会变得更多样，其形成过程更像是组合玩具，是一块一块地拼贴起来的，而不是像树木的年轮一样，从核心一层一层地增长。总之，由于个人的人格认同必然包括了个人如何面对他人，如何看待自己与环境的关系，缺乏学习与调适的人际互动与道德教育必然会使得人格发展产生扭曲。
       如果我们用佛洛伊德（1986；1987）的人格学说来看的话，将会发现电脑网路上的代号（id），恰好就是本我（id）的发扬，亦即使用者从个人的人际需求出发，按照个人的喜好来形塑自己的人格认同，而这正是享乐原则的体现。在社会领域极度区隔的状况下，自我（ego）无须努力地担负起依据现实原则调节本我与超我间紧张关系的任务。尤其是在本我力量高涨之下，形同把本我（代号）实体化（id-entity），也就是个人认同（identify）网路上身分（identity）的程度，远高于对真实世界身分的认同。相对地，个人却在上述特定意义下的匿名性所提供的空间中，对社会道德转变成选择性地接受，甚至有了遁逃的机会，因此超我（superego）也随著社会力量的薄弱而失去应有的影响力。有关社会道德作用变得薄弱这一点，以下还有进一步的说明。
       另一方面，由于网路上的沟通是经由媒介的沟通，使用者无法以整个感官去感受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更何况现行藉著电脑媒介的沟通，原本就甚少能够以多媒体的方式达成，即便是能够采取多媒体的方式，但我们的感官知觉仍旧受到这个媒体在软硬体上的框架所限，例如，视觉受到萤幕的局限，听觉也决定于扩音设备的效果，乃至于无法传递触觉的感受。当然，这并不意味著电脑网路上的使用者之间并没有真正的沟通，或是当我们说他们在某一间聊天室进行互动时，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参与。这里所要强调的是，经由电脑媒介的互动，除了在人格上是局部的，在感官上也是局部的。故而，电脑网路上的人际关系，也会缺乏面对面互动的那种此时此地的感觉。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沟通的仪式性质来对照出经由电脑媒介的沟通有别于面对面互动的特质。诚如涂尔干（Durkheim，1915：246-251；1984：39，57，60-64）所指出的，社会生活必须定期地藉著仪式的进行来重新激起社会成员对社会的一体感，其间的关键就在于参与仪式的过程中，社会成员藉著相互感染而进入集体亢奋的状态。所谓集体的（collective），并不等同于普遍的（general），后者只是一个人个别地拥有，相对地，集体乃是意味著共同拥有（common）。也就是说，社会成员必须经由亲身的参与，在此时此地共同地分享与感受社会的一体感，这正是经由电脑媒介的沟通所无法提供的。试想，经由电脑或是电视参与跨年倒数计时会是多么乏味的一件事情啊，更不用说，这里所谓的参与只是一堆文字代号的同时出现而已。换言之，电脑网路上的人际互动，所欠缺的就是活生生、鲜活的经验。因而，尽管其间的人际关系，可能具有基于兴趣的主动选择，也可能有基于人格局部性的局部情感交流，但是，仍然缺少了涂尔干所谓共有或是集体的情感。
       这样的人际关系可能因为化名的保护而容许个人触及深层的隐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关系可以是开放而深入的，而且容许超乎寻常的深入，并且由于沟通媒介的方便性，所以其频率也能够很频繁，然而，毕竟这只是部份人格之间的接触，故而关系仍显得脆弱，这是因为任何关系的结束，影响所及的只是部份的人格。这一点也可以用来解释何以在真实世界中我们不会轻易地接受别人的搭讪，然而在网路上这样开始的聊天却是极为平常的事。此外，因为人际之间的互动是经由电脑的媒介，随之也必然受到电脑的限制，而无法以整个感官去感受与他人的关系，导致网际网路上的互动也缺乏活生生、鲜活的具体感受，因而难以形成具体、实在的集体。社会或是集体，对个人而言，都不再那么地真切，以致于集体对于个人的道德约束力，或是道德理想的吸引力，都显得不如在真实世界中那样地强烈。尤其在道德约束力方面，特别容易受到这种自我的局部呈现所提供的选择性之影响。即便是道德理想的吸引力方面，尽管个人藉著化名在网路上塑造的人格认同有可能还是为了迎合既有的社会价值或权力关系，但仍然可以随时按照自己的意愿脱逸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在实践当中内化社会的道德约束与道德理想，以便形成独立自主的人格正是道德教育的根本（Durkheim，1961）。在这种基于局部人格与局部感官的人际关系下，个人由于不必担心整个人格或是身体受到人际关系破裂的影响，而能够放心地与他人交往，或是在感到不舒服之刻随时从互动当中抽身，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状况也会使个人丧失因为全人格、全感官接触所带来的调适与学习的机会，因而对于社会规范的接受度将不再是那么地高。由此可见，就德育的方面来说，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真实世界互动的重要性，因为这才是信赖与社会秩序最实在的基础。
       总之，电脑网路所提供的局部匿名性就像刀的两刃一样。对于原先长期受到既有社会观念压抑的群体，电脑网路提供了伸展的空间。并且，也提供了一个较不容易受伤的社交环境，如果使用者愿意用心地对待一个代号，以及相应的人际关系，网际网路仍然可以做为一个学习的场所。隐匿部份真实身分，以避免性别、阶级、职业、年龄、容貌、声音……等因素对人际互动与意见交换的影响，虽不意味著颠覆或改变既有的社会价值与权力关系，但也可能是个开端，让使用者学习以一个更开放、更就事论事的态度来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网际网路甚至也可以让使用著在一个较安全的环境中学习互助（Gulia & Wellman，1995）。也因此有助于培养资讯共享的态度。
       尽管如此，如果完全忽略了真实面对面互动对于道德教育的作用，而全部仰赖网际网路来学习人际关系的技巧与社会规范，其结果必然是扭曲的人格发展。毕竟，网路上的沟通可以在任何感到不舒服的时刻退出，因而也会欠缺相互调适，以及接受社会规范的强制性。这并不是说网路上的人际关系缺乏规范，而是指这些规范可以轻易地藉著退出沟通情境、甚至更换代号而逃避。因此，尽管经由电脑网路媒介的人际关系可以避免身分、阶级、性别、与容貌等因素对沟通过程的干扰，这对于弱势族群的成员固然有正面的效果，但也可能是脱序的种子。故而，我们必须留意沈迷于网路对于人格发展的负面影响，甚至还必须致力于了解那些沈迷于网路的使用者背后的人际关系需求。所以，在利用网际网路等沟通媒介做为教学工具的同时，我们必须注意这个媒介至多只是道德教育的辅助工具。因此，我们必须强调教育的实作活动，即使是在资讯技能相关的教育上也是如此，并且在相关教学实作活动的设计当中，应该强调资讯分享和群体协调合作的重要性。事实上，早在1984年，纽西兰的一个关于虚拟教室的实验里，就已经提出类似的见解，希望藉著座位安排与课堂活动的设计，以得到电脑辅助教学中人机互动和人际互动之间的平衡（Tiffin & Rajasingham，1995：5）。
      
五、结论
      
       由此可见，网际网路固然提供了那些在资讯的近用上有实际困难的人一个便利的管道，但是，在教育上资讯科技仍然只是辅助工具而已。当然，在教育上必须采用这样的辅助工具的理由，除了它是个有效率的工具以外，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将会逐渐地迈向资讯社会，对资讯科技的运用也随之成为一个基本的生活工具与环境。就如同我们对电力与电器的使用必须有基本的认识一样，今后我们也需要对资讯科技及其运用有所了解，以便能够适应新的时代与新的环境，进而善用之，充分发挥这个时代所提供给我们的一切。尽管如此，只要我们相信教育的目标并不只是技职训练，也不仅仅是在智能教育上面，一个群体面对面互动的教学环境就仍然是必需的。至少这一点在人格形塑阶段的初、中等教育里还是很重要的。更进一步来说，一个在正确教育理念指导下，经过良好设计的教学环境，还可以同时达到智能教育与道德教育的效果，前述纽西兰虚拟教室的实验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教育是一种理论与实务的结合。多年来在欧美已经有许多实验、研究计画致力于探索未来资讯社会中教育的发展方向。反观国内的相关研究不仅才刚开始起步，也少有理论与实务结合的实验计画。在这种情形下，资讯科技这个人类的创造物，将很有可能反客为主，使我们成为它的奴隶，甚至经由资讯科技，我们也将继续被欧美国家牵著鼻子跑。
      
参考书目

Brockman, J.
　　1997　《未来英雄》，汪仲等译，台北：大块文化。

Wurman, R. S.
　　1994　《资讯焦虑》，张美惠译，台北：时报。

张一蕃
　　1997　〈资讯时代之国民素养与教育〉，收于《资讯科技对人文、社会的冲击与影响

　　期末研究报告》，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委托研究计画，页77-100。

张新华
　　1991　《资讯学概论》，台北：商务。

佛洛伊德
　　1986　《佛洛伊德后期著作选》，林尘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精神分析引论新编》，高觉敷译，北京：商务。

谢清俊
　　1997　〈资讯、资讯科技及其应用〉，收于《资讯科技对人文、社会的冲击与影响期
　　末研究报告》，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委托研究计画，页31-52。

传播90'研究集团
　　1991　《传播媒体的变貌》，东正德译，台北：远流。

Baudrillard, J.
　　1983　In the Shadow of the Silent Majorities or, the End of the Social and Other Essays,

　　 trs. By Paul Foss, John Johnston and Paul Patton, New York: Semiotext(e).

　　1988　Jean Baudrillar: Selected Writing, Ed. By Mark Post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

Press.
Bell, D.
　　1976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Durkheim, E.

　　1915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tr. By Joseph Ward Swain, New
　　York: Free Press.

　　1961 Moral Education: A Study in th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trs. By Everett K. Wilson and Herman Schnurer, New York: Free Press.

　　1984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Tr. By W. D. Halls, London:Macmillian.
Dyson, E.

　　1997 Release 2.0: A Design for living in the Digital Age, New York: Broadway Books.

Eraut, M.
　　1991 The Information Society─A Challenge for Education Policies? Policy Op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in Education and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 Challenge
for European Policy, ed. By Michael Eraut, London: Cassell. 164-231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Doubleday.

Gulia, M. & B. Wellm
　　1995 Virtual Communities: When Social Networks are Computer Networks, Prepared for Peter
　　Kollock and Marc Smith (eds.) Communities in Cyberspa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andsheere, G. D.

　　1991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Education in Education and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 　 Challenge for European Policy, ed. By Michael Eraut, London: Cassell. 115-163

Lievrouw, Leah A.
　　1994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Democracy: Understanding the Paradox,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45(6).

Lyotard, J.-F.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s. By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 Press.

Machlup, F.
　　1962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Univ. Press.

McLuhan, M.
　　1987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ARK Paperbacks.

Mead, G. H.
　　1962 Mind, Self and Socie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 ed. By

Charles W. Morris, Chicago: Chicago Press.
Roszak, T.
The Cult of Information:The Folklore of Computers and the True Art of Thinking,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Schutz, A.
　　1967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 Trs. By George Walsh and Frederick
Lehnert,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Tiffin J. & Rajasingham L.
　　1995 In Search of the Virtual Class: Education in an Information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Weber, M.
　　1949 The Methodology of Social Science, Trs & Eds. By Edward A. Shils and Henry A. 　 Finch, New York: Free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