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产权明确的经济组织为经济繁荣的先决条件，这已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信条。正是受这种信念的影响，迅速的私有化被许多改革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接受。与此同时，许多与过渡经济学相关的理论探讨也是以产权的清晰为假定条件的，因而这些理论关注的重要焦点就是：谁是所有者，谁应该享有和支配产权。 
但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却沿着一条不同的思路而展开。不仅中国的国有部门改革没有采取“全盘”急剧私有化的模式，中国非国有部门的改革看上去也并不符合我们已有的“经济学信条”。如果采用较宽泛的定义，中国的非国有部门包括国有部门以外的所有其它企业。改革以来的15年，非国有部门在中国的发展的确可以称得上是奇迹。整个非国有部门不仅保持了超过20％的年平均产出增长速度，而且迄今其年产值已占国民产值50％以上。然而，在国民经济中已占有相当地位的这些非国有企业却并非传统意义上具有明确产权归属的经济组织，非国有部门的大多数企业属于集体所有制或其它形式的非私有化企业。在大多数条件下，这些企业并没有明确的所有者，很多集体企业在法律上属于乡镇或居委会等政治或社区组织。进而言之，许多私人企业的产权边界有意或无意地处于模糊状态，对私有产权的各种保护也并不得力。而最令人惊奇的是，深入严格的实证分析证明，中国产权形式的差别并不影响经济效益。（Svejnar,1990; Weitzman and Xu, 1994）模糊不清的产权，与中国非国有部门的高速经济增长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一现象不得不承认是对传统经济学的一种考验和挑战。

本文正是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回答这种挑战。在这里，我们首先给出与传统意义上的产权概念有异的“模糊”产权（Ambjguous Property Rights）概念，中国的非国有部门为这一概念提供了主要佐证。其次，我们将通过对产权的制度安排与市场环境之间关系的分析，阐发过渡经济条件下的模糊产权理论。

我将在控制权这一层次上定义模糊产权的概念。明晰的产权意味着财产所有者对其财产的各个方面具有完全的控制权；当然，在某些条件下，所有者会根据事前合同的规定，自愿转让一部分控制权。然而，模糊产权却意味着所有者的控制权缺乏保证，以致于受损。所有者不得不为其本应有的权力不断地进行牛争或讨价还价。实际上，谁能真正拥有这些权力，在生产周期中并不确定。

在讨论模糊产权问题时，我们不得不对其赖以生存的市场环境给予足够的关注，这种环境的典型例证之一便是所谓的灰市场，灰市场是指一些具有社会经济意义的交易由于受到过多的政府干预而受阻；实际上，在适当的条件下（或满足了适当条件）政府的官员或机构是能够排除交易中的障碍，使交易得以正常进行的。因此，灰市场是由于其无论在正常还是非正常市场上的交易的不确定性而得名的（Fan，1988）。我的模型则证明，在灰市场条件下，企业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会使政府（这里指与企业直接相关的地方政府）成为其企业的一个模糊的所有者。模糊产权的好处在于当市场条件不正常时，企业可以很容易地从政府官员那里得到帮助。换句话讲，这种制度安排反映着市场的不完善性，是灰市场条件下的合理选择。

中国非国有部门中的模糊产权现象十分典型。由于广泛存在的行政干预和法律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企业本身不断面临着各种各样他们自身难以应付的麻烦和问题，例如，筹措资本，取得生产执照，进出口许可证，以及解决合同纠纷等等。在市场不健全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凭借其手中的行政权力和关系，在这方面是很有“生产效率的”，而且这种效率在近期内是很难消失的，这也就是对地方政府成为模糊产权受益者的经济解释。 在进入详细的理论论证以前，有必要将本文与现代经济学已有的文献做一番比较。现代经济学关于所有权（产权）的讨论已有很长的历史，但由于其考察的对象以及要解决的问题，都是现代市场经济，所以所有现代所有权（产权）研究的前提是明晰确定了的所有权。这一点，几代产权理论（从Coase，张五常，Demsetz, Walliamson, North, 到 Grossman--Hart--Moore）是一脉相承、无一例外的。本文的出发点是产权与所有权往往是可以模糊的，但更重要的问题是研究什么是模糊产权及其存在的合理性。从方法论上讲，本文回到了早期科斯（Coase）的思想，既在考察企业产权安排时，必须注意企业存在于其中的市场环境。从概念上讲，本文继承了格罗斯曼，哈特，摩尔（Gorssman--Hart--Moore）的体系，即把产权（所有权）定义于最终控制权的空间上，从而将其它权力（如收益权）做为派生物的结果。这样一来，模糊产权就自然地定义为实际最终控制权的模糊性。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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