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各类银行机构在所有制性质、产权结构、公司治理、经营环境等方面各有不同，在风险控制、内控状况、管理水平以及核心竞争力等方面表现迥异。本文作者提出,作为银行监管部门，必须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上述特性有着全面深入的了解，准确把握各类机构的风险特点，因行施策，因险施略，合理配置监管资源，用最小的监管成本收到最大的监管绩效，进而提高监管效率、实现监管目标。 ·编者·
　　对政策性银行应实行分业监管
　　政策性银行于1994年先后成立，当时是根据金融体制改革的要求，将政策性金融业务和商业性金融业务进行分离，由政策性银行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外贸政策、粮油棉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等的要求，在各自特定的业务领域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政策性银行的经营方针、市场定位、业务范围和服务对象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作为银行监管部门，我们必须敏锐地洞察和熟知这些发展变化，及时调整监管思路。因此，对政策性银行监管的关键就在于分业监管，即根据其业务政策性强度的不同实行不同的监管。例如，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运用分政策性和商业性两块，两块的政策性强度和风险程度都不同，对其监管就不能按同一标准进行。其中，政策性贷款又可以细分为指令性贷款和指导性贷款，两者在政策性上也是有所区别的。指令性贷款如果出现了风险、形成了损失，属于政策性风险，对其监管主要是合规监管，即监管的重点是银行的业务合规性，有无违规操作等。指导性的贷款如果出现了风险、形成了损失，则属于经营性风险，对其监管主要是风险监管，即监管的重点是看银行是否做到了审慎经营、有无有效的风险管理和内控机制。
　　对国有商业银行应实行尽职监管
　　国有商业银行在公司治理机制方面突出的问题，究其根本就在于“所有者缺位”和“内部人控制”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问题的根源又在于国有商业银行的委托代理关系扭曲。在国有商业银行的委托代理关系中，一是与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二是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的委托代理关系，层层委托、层层代理的关系，形成了超长的委托代理链。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约束和控制力逐级弱化，很容易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不良贷款二次剥离就是委托代理关系扭曲的典型例证。
　　因此，对国有商业银行监管的关键就在于尽职监管，即把国有商业银行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高管人员尽职情况作为我们监管的重点。这里所说的尽职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国有商业银行总行的高级管理层向董事会、投资者尽职的情况；第二个层次是国有商业银行各级分支机构的高管人员向其上级行尽职的情况；第三个层次是国有商业银行各级分支机构的工作人员向高管人员尽职的情况。银监会已经制定了《商业银行授信业务尽职指引》，还将研究制定《商业银行负债业务工作尽职指引》和旨在加强对高管人员尽职监管的《商业银行高管人员履职情况评价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今后，我们对国有商业银行监管的重点，就是要按照相关的规章制度逐一进行对照，检查其高管人员和工作人员是否都按要求尽职。
　　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应实行超速监管
　　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国有商业银行相比，在公司治理、风险管理以及内控机制方面相对要好，但在其粗放式的快速扩张过程中，因各种主、客观因素而造成风险管理力度的减弱，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并使得这种快速发展呈现出波动性较大、跳跃式增长的特点，同时金融资源的有限性也决定了这种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是不可能长久的。
　　因此，对股份制商业银行监管的关键就在于超速监管，即将发展速度超出正常速度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监管的重点。超速监管的目的不是为了限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而是为了防止股份制商业银行在盲目超常规的扩张中积聚风险，从而保证其稳健、可持续的发展。对符合审慎经营原则等监管要求的超速发展，不仅不加以限制，还要为其稳健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对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超速，则不仅要限制其发展，而且要对超速发展造成风险的责任人进行处罚，严格追究其超速责任。
　　对城市商业银行应实行法人监管
　　城市商业银行是在整合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成立的。经过多年的实践，城市商业银行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公司治理机制和由此而带来的“内部人控制”的问题。最突出的几个表现：一是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的不作为；二是高级管理层的“内部人控制”；三是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因此，对城市商业银行监管的关键就在于法人监管。这里所说的法人监管，并不意味着我们只对城市商业银行的法人进行监管，而是要通过我们的监管，帮助和促进城市商业银行真正建立起“三会一层”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城市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对城市商业银行的法人监管主要有三个方面内容：一是按照《公司法》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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