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以“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为内容的“16字方针”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新闻学者针对西方传播学引入中国而提出的第一个具有本土意义的“研究规范”。在接近30年的传播学研究实践中，“16字方针”仅被当作一种历史的存在，其深层的动因并未得到发掘和研究。本文试图从历史与现实相互关联且不断展开变化的视角出发，通过对“16字方针”意义的阐释和分析，揭示我国传播学的发展方向及研究对象等问题，期望能对我国传播学的学术建设活动给予具体的推动。

　　一、研究问题的语境与方法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学界特别关注两个问题：一个是学术的自主性，一个是批判性，而后者也被看作是一个与学术自主性相关联的问题。[1]有关这两个问题的讨论为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建设提供了契机。可以说，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学界也从反思的层面增加了对学术自主性的理解和“社会科学本土化”问题的讨论。从80、90年代开始至今，由于发现来自西方的理论与观念不能很有效地贴近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以及警惕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依赖等思潮的影响，传播学和我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外来学科一样，在学术立场上基本达成了本土化的共识，并不断地强调自主性的问题。[2]所谓自主性是指，研究要从自己的问题出发，通过贴近本土历史与现实的研究，呈现出自己所看到的传播、社会与文化的特征，进行与自身问题和经验最贴近的传播学知识生产，如理论与方法的创新等。

　　近年来，传播学者曾有过对该学科在中国大陆发展的一些必要的思考，力图运用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来认识和反省我国传播研究自身所存在的问题，除了学者个人的努力之外，几次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也都尝试过反思传播学研究的主题。[3]概括学界有代表性的反思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有如下几个方面：对传播学本土化的反思；对传播学科建设与发展方向的反思；对传播学研究领域如何科学划分与研究对象界定的反思；对传播学引进与翻译出版工作的反思，对传播学教育结构的反思等。[4]然而，当自主性和本土化问题在大陆传播学领域有过一些讨论和实践的时候，我国思想界已经有人注意到本土化问题正在被悬置起来的变化。具体表现是：对本土化的立场、关注的范围做了质疑和具体的限定等方面。即新的研究倾向和问题意识已经在学界被提了出来。近几年来，人们注意到《台湾社会研究季刊》这本重要的学界刊物已对“本土化”问题有了特殊的理解与实践。在反对形式化的本土化命题之后，该刊物的学术自主性建设不在口号上，而在于倡导和推动对台湾社会的基础研究，即“从社会现实出发，从历史-结构的角度，对我们的社会进行深入而全面的调查研究。”[5]另一种更具深刻含义的观点是，“我们都意识到不能在自己所谓的文化领域或国族里自足地面对本土的问题，就是不能在本土的框架里面简单地处理本土的问题。”[6]而且正如孙歌指出一样，在追求主体性方面的微妙的转换在形态上并没有明确的区别，而是具体地反映在所讨论的问题方面。

　　伴随着我国传播研究的不断深化与文献成果日益增多，伴随着与全球化运动关系的密切发展，伴随着新媒介技术带给人类社会的巨大变革，也伴随着社会科学界反对完全使用西方的视角进行本土问题研究的叙述，这使得与学术自主性相关联的本土化的学术环境、标准、认同、准则等，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更大的挑战。无论是对中国古代传播思想的挖掘与整理，还是要建立一套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与方法，[7]也都使得“本土化”的要求和实践与西方的传播学资源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而复杂了。与此同时，研究实践也不断地表明，脱离对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我国传播学尚无法获得自足发展的足够力量。在这种知识生产背景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隐含在本土化要求与主体性背后的紧张关系也在明显加剧。这些问题都直接关系到对传播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与确定研究问题重要性的判断方面。然而，要看清这些问题，就无法脱离与此相关联的自主性和本土化问题 在传播学界生产的环境，就非常有必要回到历史的起点中去，找到新的可资借鉴的历史事实不可。

1982年传播学研究刚刚创立，学术自主性的问题就在以“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为内容的“16字方针”中明确提出来了。尽管这一事实并未引起人们注意，但其主要内容已经为我国传播学研究追求本土特色的未来发展预设了一个方向，也为与西方不对等关系中的学术研究确定了重要的方针或标准。显然，这种自主性的要求不仅从一开始便代表着我国传播学研究与西方的一种关系、态度和立场，而且最初就以提出“方针”的形式表达了要改变自己处境的强烈意愿。从这个历史意义上说，学术自主性的问题无疑会成为我国传播研究在学术方向上的一个总的问题。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并未在意把这个从开始就存在的问题进一步问题化了，对其“本土化的形式主义命题”似乎也缺乏足够的反思。

　　在一般意义上，“16字方针”不过是历史的存在，或者一个历史的客观事实罢了。而且这个事实也只有现在认识的那么多，并无挖掘的必要。在我看来，以何种方式进入历史，可能与从历史关联中得到的收获是完全不同的。我采取站在现在与未来的立场，通过与历史不断展开的相遇中，从过去里面发现新的事实。按照我们最熟悉的一个观点，历史还是一种思想，可以用来对现状进行反思的媒介。[8]这也是说，对历史的选择也依托于我们的现实感。因为现实里面包含着过去和未来。历史作为人对未来的企盼和对现状反思的资源，会将某种启示和认识的机会摆在人的面前。对于我们，这种历史与现实联系的必然性与深刻性也就在于，借助于构成历史的那些复杂的要素与结构关系的探寻，我们可以进行必要的自我认识与对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

　　传播学研究在中国发展近30年来，“16字方针”从未被当作一个问题，也从未形成过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然而，回到传播研究在中国的历史源头，发掘新的历史事实，有助于磨练我们对现实问题的敏感性。因此，我在这里不仅把“16字方针”作为一个问题，也尝试着将其推展，作为我国传播学研究历程中进行自我认识的一种媒介或方法。在以下论述中，我把“16字方针”的作用和意义当成一个研究假设，以“研究规范”或“范式”概念作为认识的通道，目的在于尽可能地提取“16字方针”的研究要素，使之不仅易于分析与辨识，而且从历史的经验与叙述中，我们可能还会看到一个曾经回应并解决本土问题的研究范式的形成及其认识现实研究的意义所在。

　　在中国人眼里，“方针”具有辨别方向和道理的含义，也是“指导事业向前发展的纲领”。“规范”的概念则有法度、准则、标准的意味，也指用来效法的典范。从字面上看，“16字方针”含有对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定性，可以用“研究规范”来概括。“研究规范”这个概念又与西方的“范式”（paradigm）概念有一些相合之处。“范式”已经是西方的一个经典性概念，20世纪流行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中，用来探讨科学的本质与科学革命的结构问题。[9]这个概念是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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