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西学　传统译论　辫护
　　论文摘要:西方翻译理论话语几乎主宰了中国译学研究，中国传统译论处于边缘地带。通过对当前国内外翻译理论研究的对比分析，本文指出西方翻译理论的局限与不足，并对中国传统译论进行辫护，提出正确对待中国传统译论的方法。
　　一、我国翻译学研究现状
    纵观我国当代翻译学科研究，其呈现的特点可归纳如下:1.西方翻译理论话语几乎主宰了中国翻译学，中国传统译论处于边缘地带。2.翻译学研究深受结构主义浪潮影响，各流派力图寻找出翻译学的本质，以便建立秩序，形成系统，成为指导和评价翻译实践的金科玉律。3.翻译批评研究未成气候，研究者倾向于把翻译批评与翻译纯理论混同一体。
    深人分析我国翻译学研究的现状，可归纳其成因如下:1.科学主义之影响不可抗拒。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科学渗人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深深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不容否认的是，西方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及先进的科学技术引领着全世界。从鲁迅那个时代开始，文人们就不断“力求新声于异邦”;此“新声”也包括西方各学科的学术研究理论。科学主义的突出影响尤其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语言学转向为最。英文“结构”(structure)一词来自拉丁文‘`struere”的过去分词“structum，意思是“归纳在一起”或“使有序”(朱刚，266)威尔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翻译是一门科学的主张”(廖七一，2000:110)。他指出，翻译理论虽然“不具备控制论系统那种稳定性和绝对性”，但应在有限度上做到“现代科学理论按自然科学模式所要求的客观性，并在程序方法上不受价值观念的影响(廖七一，2000;110)。简而言之，把结构主义理论应用到翻译学研究，就是力图总结出翻译学科的本质及其基本形态结构，以便建立一个稳定的、有序的系统来指导和评价翻译实践。2.由于科学主义占主流，而近代西方翻译理论倾向于认为翻译是一门科学，而翻译学则是对翻译学科内部的本质规律的挖掘与重现，因此从西方理论这种由来已久的批评标准出发，中国的传统译论具有浓重的泛美主义色彩，夹着“唯心主义”杂质，所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翻译理论永远比不上西方的伟大。因此，西方翻译理论话语几乎主宰了中国翻译学。“比如动态对等、功能对等、多元翻译系统、操纵、改写、意识形态、文化转向等在中国翻译理论界中已形成一套有效的翻译理论范畴。毫无疑问，这些范畴极大地拓展了译学的研究空间。然而，以中国语言哲学命名的一套语义系统，如文，道，气，名，实，言意论，形神论，意境，风骨等古代汉语词汇构成的范畴却“缺席”当代翻译理论。”(刘军平，2003;254)
    二、“西望”.视角下的翻译学走向
    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翻译学研究成果值得我们去思考。在“西望”的视角下，有积极吸收者，有积极参照者，也有照搬者，当然值得欣慰的是，也有不少学者能对西方理论浪潮进行理性的批判反思。不能否认，西方翻译学成果的大量引进和吸收促进了我国翻译研究之广度和深度得以突破性发展，但是“不能不看到在种种理论指导下取得的研究成果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如同‘盲人摸象’，每一种理论流派所认识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片面性，揭示的只是翻译活动的一个方面，难以深刻地反映翻译活动的全貌”(张柏然，许均，2006:5)。许渊冲先生就鲜明指出“中国学派提出文学翻译是艺术，文学翻译理论和音乐原理一样也是艺术，并且和模糊数学结合，提出文学翻译的公式是:1+1>2。西方语言学派认为翻译是科学，研究翻译的理论更是科学，他们提出的对等论可以公式化为1+1=20”香港也有学者鲜明地指出，“到了20世纪80年代，语言学‘人主’中国的翻译研究，把这种单一而万能的标准制定得更加‘科学化’，也更加‘机械化’，于是在这条‘死胡同’里越走越远了。”(张南峰，2004:16)
    三、为中国传统译论辩护
    中国传统译论以“翻译艺术论”为主线见长。中国传统译论始于“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的一股支流，慢慢由合而分，逐渐游离独立，正在形成一门新兴的学科—翻译学”(罗新璋，1984:18)。简而言之，中国传统译论可用一条线来归纳其发展的脉络，即“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罗新璋,1984:19)。刘亦庆先生虽然旗帜鲜明地主张“本位观照，外位参照”，但他对传统译的批评可以说道出了普遍的想法，并得到普遍的附和:“传统翻译美学在立论和论证上都采用了文艺美学的方法，重直感印象，不强调形式论证和结构分析;重经验，不强调对客观的语言规范的研究。传统翻译美学与传统的风格学一样，倾向于使用印象性术语，如‘直质’、‘婉丽’、‘清雅等等，讲求意会，不尚言传，强调所谓‘悟性’。……缺点是缺乏科学的严密性，内涵流变，缺乏明确的科学界说，难以厘定规范，确定美学范畴。……结果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由于缺乏科学的界说和规范，就难免掺杂唯心主义的杂质。”(刘毖  庆，2005:221)
    从中西译学的对比可看出，西方译学的“科学性”使其处于不容否定的地位，而中国传统译学的“非科学性”使其无法人主该领域的主流。因此，首先我们要辟除对西学的“泛科学性”的迷信。

　　(一)理论之哲学渊源
    从哲学渊源来看，西方哲学注重于生命的外向价值，讲求“知物”，认识物的存在本性，所以他们就着重发挥了“理性”的认知功能，发展了知识论的对象意识，由此形成了“存在论”形态的哲学。“本体论这种这种思维方式不是按照人的本性、按照生命的本性，而是按照物种的本性来看待世界的存在，包括人在内。这样就形成了西方没有生命的观念或者缺乏生命的理论，如后来的哲学家尼采所说，它把一切都变成了概念木乃伊。
　　中国传统译论的范畴大多是通过“原物比类”而非演绎推理上升为普遍性的行上范畴。中国哲学本体论之生成并非依赖于对外在时间的理解来实现，而是依靠内城外推，立足于自己内心的原始体验，即所谓“诚”与“尽心”等内修方式。金岳霖先生在1943年曾言道，“中国哲学没有打扮出理智(指依照形式逻辑演绎推理)的款式，也没有受到这种款式的累赘和闷气。”

因此，中国传统思维“注重于超越区分对立，不走极端，促进生生相成，达到协调、互补、融通，做得并行不悖。因此中国思维有个长处，就是很富灵活性，很善于随机应变。”(高青海:56)中国传统译论恰好汲取了“很富灵活性”，“不拘泥于一个固定的僵化的模式”，但现代理性化科学化的理论标准却恰好将其长处视为不足，如“缺乏科学的严密性，内涵流变，缺乏明确的科学界说，难以厘定规范”。这显然有失公允。
    (二)客观性与主观性之争
    从“科学性”与“非科学性”之争我们可以看出中西译学之争的焦点是客观性与主观性之争。“客观”与“主观”处于一种悖论状态，即二律背反(antinomy )，它“是指这样一种理论事实或状况，在某些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下，可以合乎逻辑地建立两个矛盾命题相互推出的矛盾等价式”，其既给予二律背反的双方以各自独立存在的合理性，又赋予双方互为依存的关系和各自相对的身份。(张思洁，2006:33)因此，我们要正确理解翻译活动之“客观性”与“主观性”。换言之，对翻译理论的评价不可仅以“客观性”与“主观性”而一言蔽之。
    首先，翻译即阐释。狄尔泰认为“阐释学属于人文科学，不能简单套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因为阐释的对象是人的经验，而经验是‘思维现实’而非‘物理现实’。狄尔泰把阐释对象称为‘客观思维’(objective mind)，意思是被阐释体展现的是一定时空下为公众所共有的价值情感体系，因此阐释者可以使用‘移情’的方法进入阐释对象的生活体验里。”(朱刚，2006:225)同理，作为“人学”的翻译，不能简单套用自然科学实证方法，因为翻译的对象是人的经验，是与“物理现实”截然不同的“思维现实”。自从法国学者巴尔特提出过“写作的零度”理念，也有人据此提出“翻译的零度”理念，认为理想的翻译是透明的、零主体的并仅充当介质的，译文和原文之间是零度距离的。显然，这恰好是夸大了翻译的客观性，而忽略了译者在双语转换过程中的主体能动作用。“客观性这一设想几乎可以说是批评家们玩的一个游戏，一种必需的仪式，它帮助我们维持这样一个信念:如果批评和精确的科学采用同样的表达方式，那么它便具有同样的权威”(朱刚，2006:259)。基于这样的认识，形式主义者追求“形式的科学”，结构主义者追求“结构的科学”，而解构主义者追求“解构的科学”。我们需要扭转这样的认识:翻译要要面对的对象不是自然科学的“物理现实”，而原文所呈现出的“思维现实”是人的主观的产物，“它是主观的，它并不是表达某种一成不变的“客观”真理的公式，而是个人心灵受到激发后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朱刚，2006:259)。精神分析在认识论上最重要的贡献正是这个了不起的证明:理性本身是一种主观现象，…(朱刚，2006:259)被认为是“真实的”而得到接受的解读之所以能获得这种地位，是因为它们反映了共同的主观价值这一领域。如果某种或某一流派的解读方法能流行，并不因为它更接近艺术的客观真理，而是因为它以一种为大家所接受的方式表达了当时对艺术的某一共同的主观感受……(朱刚，2006:26)。在此，我们辟除了对翻译科学论的“泛科学性”的迷信，从而为中国译论的正确辩护提供了有力的论证。
    四、结论
    其实，现代译学里的很多焦点问题，如读者接受、语境的作用、社会文化因素等，我国传统译论早有涉及，只不过多是就事论事，没有比较系统的思路，没有共同的结论，所以看起来仍是一片散论。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对翻译理论的“东张”与“西望”，以正确的态度对中西方理论进行爬梳对比研究，一方面对西方理论浪潮进行积极的批判反思，一方面应对我国传统译学“用现代学理，发掘淘炼，当能发幽显微，推陈出新”(罗新璋,1984,16)。因此，我们应该注重对西方译学与中国译学的沟通，传统译论与现代译学之间的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