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民不服从的宪政意义

反抗国家权威的扩张和滥用是西方的古老传统。安提戈涅的故事就昭示了这个传统的历史十分久远。一些历史文件则对公民在国家滥用权力时曾拥有的反抗权留下了确凿无疑的证据。例如，在中世纪王权强大的阿拉贡王国（今西班牙东北部）臣民这样向国王宣誓效忠：“我们这些并不比你卑贱的人，向你这位并不比我们高贵的人宣誓，如果你能尊重我们的自由并遵守法律，我们就接受你作为我们的国王和最高统治者，否则，我们就不接受。”⑥1581年法国国会通过的“出亡法”则以下述声明撤消了他们对菲利普二世的效忠：“当一个国王不履行他作为保护者的职责，当他压迫他的臣民，践踏他们自古代遗留下来的自由，并且把他们当奴隶对待时，他就被认为不是国王而是一个暴君。因此，这个国土上的各个阶级可以合法地、合理地废黜他而另立一个国王。”⑦两个文件事由相反，精神实质却毫无二致，它们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原则。首要一点是，人们把自由体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顺理成章，便是以人的自然权利作为统治者权力不可逾越的界限，换句话，统治的正义性或合法性取决于是否尊重人的权利，其间透露出一个信念：相信在人民与统治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原始契约关系。这两份出自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文件不约而同地证明了以自由为核心的权利观念是西方人普遍的观念，基于权利观念反抗国家权力突破原始契约所划定的界限是在西方历史上有力地延续着的传统。这个反抗的传统无疑给西方历史打上了辉煌印记。但在尚未建立民主宪政体制的历史条件下，反抗往往诉诸暴力。因为人民的反抗权利虽然被具契约性的文件所认可，但没有制度性保障。侵犯是经常发生的，和平的反抗又往往被专断的统治者置之不理。然而暴力反抗正如康德、马丁路德金等人所看到的，最终会造成的问题比它能解决的更多。

现代公民不服从是古老的反抗传统在宪政体制下的延伸。它承续了这个传统对人的自由、平等权利的执守，但又是在宪政体制下对一种更理性、更少副作用的反抗方式作积极探索中发展出来的新的反抗方式。

宪政体制下，人的自由平等权利被纳入了法治体系，居于宪法中不容交替执政的政治力量染指的核心地位，是作为对国家权力具根本约束性的根本宪法原则来表达的，对这一权利的任何攻击都可能导致宪法危机，无论攻击是来自权力的滥用，还是立法中企图隐藏着对它的保留性或限制性条款。宪政体制通过精心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对它的保护。但是无论怎么精心的制度安排都既难以完全避免本质上就具扩张性的国家权力的僭越和犯罪，更难以保证国家制定的法律和政策不发生错误或不公，这就使人的基本权利被攻击的威胁始终存在。诚然，公民拥有的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以及在国家与个人之间、政治多数与少数之间保持中立的独立司法系统为公民提供了反对国家犯罪的合法渠道，它们事实上构成了对国家权力有效的监督、防范和矫治机制。然而当诉诸这些合法渠道对权力滥用的反抗失效时，甚至当诉诸司法审查时，作为宪政体制最后防线的独立的司法审查也作出了错误裁决，公民不服从可能便成了这个体制下维护人权、匡护正义的最终手段。作为组织起来的少数以公开的违法表达异议的行动，公民不服从其实是对自由结社权的延伸。在高度组织化的国家权力面前，公民作为分散的个体永远处于弱势地位。公民不服从同自由结社一样，凭借联合起来而使自己有了力量，并通过争取全社会的关注从而形成一种压力。但它不同于一般自由结社的是伴随着公开的违法。然而，尽管公开违法，而且通常会制造出某种紧张情势甚至造成某种危机，但公民不服从与其他手段一道，是一种稳定宪政体制的设计。对此，罗尔斯有如下精辟分析：“具有适当限制和正确判断的公民不服从，加上自由与定期的选举，以及有权解释宪法的独立司法体系。会有助于保持与加强正义的制度。通过在忠于法律的限度内反对不正义，它用于禁止对正义的偏离，以及在出现偏离时予以纠正。”在符合这样一些限定的情况下，“参与正当的公民不服从的普遍意向，会把稳定性导入到组织良好的社会——或者接近正义的社会——当中。”⑧无疑，罗尔斯说的这种公民基于“恶法非法”理念的违反不正义法的普遍意向乃是一种无形的但随时可以启动的控制国家权力的力量。

适当运用的公民不服从作为矫治力量和社会变革工具在防止民主宪政体制的蜕变和推进社会的自由、人权和正义上具有特殊意义。这一点也是其他几位研究公民不服从的学者们的共识。德沃尔金甚至认为，当法律条文可疑而其他矫正渠道又无效时，如果没有公民不服从这种基于道德立场而挑战法律的主要方式，人们所服从的法律将变得缺乏公正，公民的自由也必将逐步减少。⑨

既然适当的公民不服从对于维护和稳定宪政体制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社会就有一个如何对待这部分持异议者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德沃尔金的一系列见解发人深思。首先，他同汉娜.阿伦特一样都主张必须区分公民不服从与刑事犯罪。在汉娜.阿伦特看来，如果把不服从的少数当造反派甚或叛国者，是对宪法精神的违背；德沃尔金则强调，如果不作这种区分而把这些持异议者定为犯罪，有良知者就将面临险境。鉴于此，他把作这样的区分视为对社会的道义要求，指出：除非道德短视，没有任何理由“在原则上不去区分这两种情形”。⑩他进而提出政府负有特殊的责任去保护那些根据自己的判断而不服从可疑法律的公民，减缓他们所处的逆境。当公民不服从行动发生后，是否需要惩罚或怎样把握惩罚的度？对此，他主张应在维护社会的权威与保护公民依据自己的理性判断行事之间小心权衡。除非煽动使用暴力或者妨碍了旁人的权利而构成起诉的有力理由，起诉理由相对弱时最好不起诉，在必得处罚时以轻判或缓刑表示对他们的尊重。他不同意一些法律界人士持有的那种他称之为“简截明了的残酷法律观”——“诸如犯罪必受惩罚，错误判断了法律的人必须承担后果之类”⑾。在他看来，法治比这类观点要更复杂也更明智。这十分耐人寻味。 总之，公民不服从理论有着惊人的丰富内涵。其中，公民不服从行动所需要的社会体制和公民素质前提，它所表达的公民理想、法律精神、人权观念以及它作为宪政体制的矫正力量所诉诸的那种公民依据自己的理性判断和良知行事的普遍意向等等，对于中国现实来说似乎都是不合时宜的奢侈论题；而研究公民不服从的思想家们关于区分公民不服从意义上的违法与刑事违法、关于国家对这部分公民负有什么责任的议题，尤其是对于国家的法律或政策会不会使有良知者面临险境的讨论，似乎对我们更是距离遥远，尽管这些问题在西方政治生活中极为现实。我们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现实。我们的行政部门可以随意颁布法令，一些法令特别针对着一部分国民，比如民工。要求于民工们的种种证件既成了对他们进行无休止敲诈勒索的由头，又是迫使他们随时接受破门而入的骚扰、驱赶的借口。对于这部分国民来说，这些证件彻头彻尾就是贱民身份的象征。在消除这种赤裸裸的国家犯罪上都还乏力的情况下，就连谈作为公民不服从基础法律观念的“恶法非法”都显得太理想化。然而，包含于公民不服从理论中的看似理想化或遥远的问题却是一个国家的全体国民能够真正作为人站立起来所不能回避的。鉴于此，我以为，尽管我们有着更为紧迫的问题要解决，但在致力于解决紧迫问题时不能不同时关注着诸如围绕着公民不服从而展开的“奢侈”一些的问题。我相信，只有始终保持这样的关注，才不致落入到人的存在状态以下。

注释

①②④⑤⑧⑨⑩⑾见何怀宏编《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68页、81页、78页、62页、170页、189页、193页和201页。

③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中译本，第138页。

⑥转引自：刘易斯.芒福德著《城市发展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中译本，第265页。

⑦转引自G.H.萨拜因著《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中译本下卷，第440-4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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