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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这一方法与特里芬方法有着类似的局限性。 6.综合考虑进口支付、外债还本付息和外商直接投资资金回流因素的比率方法。这一方法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许多中国学者运用这一方法研究了中国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问题，尽管这一方法非常简洁，但仍然无法得出最适度规模，因为上述三个方面只是外汇储备最基本的需求渠道，并未考虑外汇储备的其他功能，且比例的设定也较为主观。
围绕着上述理论，国内许多学者对我国适度外汇储备的概念及规模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总得来说，目前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目前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是充足的、甚至某种程度上是过量的。时建人、王国林运用国际上通常采用的3个客观指标（外汇储备与进口额的比例、外汇储备占本国当年外债余额的比重、外汇储备占本国当年GDP的比重）来计算所谓的我国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结果表明我国的外汇储备大大高于国际公认的合理储备水准。然而，作者也认为，关于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难以根据某种模式给出一个精确的定量结论，这不仅是因为我国有特殊的国情，更在于未来的5～10年内我国的经济发展充满着变数（时建人、王国林，2001）。此外，中国学者吴丽华运用阿格沃尔模型，对持有外汇储备的收益和成本进行了对比分析，测算出我国的适度外汇储备水平，从而得出结论：我国当前的外汇储备量过多，应对外汇储备资产进行有效管理，将超量的外汇储备按一定的比例投资于外国政府债券、存入外汇银行、投资国外房地产与股票、进口一部分国内急需的关键技术与设备（吴丽华，1997）。
另一种观点却认为：目前我国外汇储备严重不足，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很难提高到适度的水平，例如刘斌（刘斌，2000）。作者以货币供应量决定论为理论基础，对影响中国经济主体外汇需求的诸因素进行了分析，并通过与亚洲金融危机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比较，提出了衡量我国外汇储备适度性的指标和安全界限值，认为我国目前外汇储备严重不足，并且在短期内也很难提高到较高的水平。但我们认为，作者的结论较为偏颇，因为各国，即使在同一个地区，其政治、经济体制、发展阶段、现实国情，甚至文化信仰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不加区别地进行横向比较所得出的结论，我们认为其可信度很值得怀疑 另一方面，尽管从理论上讲，一国外汇储备应该有一个最适度规模值，但是在现实中情况瞬息万变，这一最适度规模值往往难以确定。因此，许多学者认为一国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一个确定的值，而应是一个区域范围，这个区域范围有其上限与下限。具体来说，邱波等人认为，其下限应以满足该国经济发展和对外交往所需为准，实际测算中，作者提出由进口、外债还本付息、外商直接投资利润返还，以及风险防范基金来决定的外汇需求函数（邱波、朱一鸿，1999）。但在这一研究中，各比率的设定采用的是国际经验值，是固定不变的，不能反映出外汇储备规模的动态变化。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管于华以外汇储备的需求为理论依据，以直接影响因素为核心，加入一些可以量化的间接影响因素，特别将持有外汇的机会成本考虑在内，建立了外汇储备的需求模型。作者发现，根据现行公布的国家外汇储备数据得到的结论是我国近年的外汇储备大大超出适度规模标准的上限，而根据调整后的国家外汇储备数据得到的结论却是我国的外汇储备远在适度规模标准的下限以下，这说明我国的外汇储备不是偏多而是偏少（管于华，2001）。然而，我们认为，1979～1991年公布的外汇储备是由国家外汇储备和中国银行外汇结存两部分组成，尽管这与国际的计量标准是不同的，但中国银行当时作为国有银行，政府对其持有的外汇储备具有绝对的使用权，因此这一数据也为国际机构所认可。此外，作者对1994年以后外汇储备的调整方法，我们认为还值得商榷，因此对于该文的结论，我们认为仍有待检验。
最后，许承明在Frenkel的外汇储备需求模型基础上（Frenkel，1979），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首先通过历史数据来确定我国外汇储备实际持有量与各种影响变量之间存在的回归关系，在此基础上设定我国外汇储备需求模型，然后将储备需求模型代人动态调整模型，并通过回归方法确定最后的外汇储备需求方程，得到的结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实际外汇储备大多年份处于“相对过剩状态”（许承明， 2001）。我们认为，这一研究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原有的研究思路，在外汇储备的实际持有量与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之间建立了一种动态的关系，为今后外汇储备的研究提供了一条非常有意义的思路。
从以上的讨论可看出，到目前为止，国内学者无论是在测算外汇储备的最适度规模还是估计外汇储备的目标区域上，主要存在着两方面的不足：一方面是对“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概念没有非常明确的界定，仅从外汇储备的几种需求渠道来考虑，较为偏面，另一方面，各个影响因素对外汇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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