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 Meade(1951)首先提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政策搭配思想,认为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需要两种政策工具,一是支出调整政策,即财政、货币政策,二是支出转换政策,如汇率政策、外汇管制等。在固定汇率制下,如果不存在资本流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组合无法同时实现内外均衡,这时必须将支出转换政策引入政策组合。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作为实现内部均衡的工具,外部均衡则通过支出转换政策来实现。Mundell证明了固定汇率制下如果存在资本流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组合可以同时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内部均衡由财政政策实现,外部均衡则由货币政策实现。Mundell—Fleming模型进一步分析—了不同汇率制度下,资本流动对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在浮动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在影响收入和实现内部均衡方面,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更为有效;在固定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结论则相反,原因很明显,在汇率固定和资本完全流动条件下,利率和汇率保持相对稳定,通过利率变动影响投资,进而影响产出水平的货币政策传递机制自然会受到削弱,货币政策因而失效;另一方面,利率稳定有助于消除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有利于财政政策效果的充分发挥。“三元悖论”说明货币政策独:立、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不可能同时实现,表明了中央银行加强货币政策、资本管制和汇率政策协凋的重要性。
上述研究揭示了国际资本流动状况、汇率制度选择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影响,构成了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基础,其政策涵义十分明显:要同时实现经济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必须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以及外汇管制等其它政策手段之间进行合理的协调与搭配。
中国人民银行自正式履行中央银行职能以来,其独立性一直是人们非常重视的问题。 1995年3月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标志着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以法律形式得到确认,应该看到的是,这种独立性也只是相对意义上的独立性。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强调独立性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中央银行加强合作的重要性。从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现实以及面临的国际金融环境来看,加强合作的必要性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第一,粤港澳三地货币跨境流通的现实使人民银行无法回避与港澳货币当局的合作问题。中国内地、香港、澳门有各自不同的货币体系,目前,三种货币在粤港澳三地跨境流通已成事实。据估计,人民币在香港较为稳定的存量约在500—600亿元之间。香港金融管理局的一项研究估计,在已发行的港元货币总额中约有15—25%(即150—250亿港元左右)在香港境外持有,其中大部分在华南地区。澳门元一般在珠海市流通,数量不大,人民币在澳门的流通量也不大。货币跨境流通是粤港澳三地经济高度融合的结果。尽管人民币在港澳地区的流通规模还不足以对港币、澳门元在当地的法定货币地位构成冲击,同样,港币和澳门元在广东地区的流通也未对人民币在当地的流通构成威胁,但是,货币跨境流通在一定程度上会对货币政策、资本管制以及汇率政策等方面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是货币当局不应忽视的。例如,当内地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时,货币供给增量的一部分会通过合法或非法渠道流入港澳地区,从而削弱货币政策效果。大量人民币沉淀在境外会对官方汇率的稳定构成潜在的威胁。例如,如果港币利率高企而人民币利率较低,或者内地经济形势欠佳,香港居民会将持有的人民币抛出,黑市人民币汇率将大幅下跌,从而冲击官方汇率。加强三地货币当局的合作是降低货币跨境流通负面效应的最佳途径。对人民银行而言,开展同港澳货币当局的高效协作对于维持货币稳定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积极参与和推进区域货币合作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一方面,人民币在不同程度上被周边国家和地区所接受,并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流通,意味着人民币开始迈出了区域化的步伐。人民币区域化在给我国带来铸币收益的同时,也会对我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等。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可以有效降低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流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亚洲内部的区域货币合作有利于稳定区内货币之间的汇率,促进区域内成员之间的贸易,有助于形成多边干预和救助机制,提高整体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同时,有效的区域货币合作也是对现有的以IMF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补充,从另一个角度看,可以使区域内成员避开IMF苛刻的融资条件。我国在参与亚洲内部区域货币合作方面已经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在我国的倡议下,东盟10国和中、日、韩三国于1998年建立了“10+3”合作机制。2000年5月通过了《清迈倡议》,该倡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建立“10+3”范围内的双边货币互换网,协助成员国解决短期国际收支问题以稳定金融市场;增加东盟原有货币互换机制的资金规模。《清迈倡议》是加强“10十3”范围内货币合作的第一项实质性举措。我国已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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