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持渐进改革模式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也正是维持渐进改革的必要性决定了国有银行的商业化经营就很难短期内在真正意义上实现。
　　2 国有的金融产权使得国有银行经常产生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冲动，而这种冲动又是一种缺乏风险约束的单方面趋利行为，最后形成了大量的投机性不良资产。国有银行具有自己的效用函数是很自然的事情。在完成了国家对其分派的政策性任务之后，国有银行必然会追求自身的效用偏好，而发放由自己决策的商业性贷款是其追求本行利润最大化等目标的主要手段。但由于银行产权的国有性质，作为代理人的各银行机构就会产生机会主义冲动，在不承担责任的情况下过度发放某些高风险贷款（如给房地产开发商提供贷款），结果导致大量不良债权的产生，我们不妨将此称为投机性不良资产。由于国有金融产权的退出成本将很高和剩余索取权的不可转让、不可分割性，使得国家作为注资者和出资人无法通过行使退出权或转让产权来威胁国有银行的机会主义行为。国有银行正是利用了国家在产权上的劣势来满足其自身的效用偏好，同时也容易出现金融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其表现形式则是投机性不良资产的大量积累。
　　3 国有银行在风险压力和外部竞争压力不足的情况下，自身也缺乏更多的金融创新激励，金融服务水平相对较低，呈现出明显的X非效率特征。对于一个国有垄断企业来说，没有私人能够合法占有企业的剩余，所以监管效率低下，许多技术上可行的、实际上也很容易做到的事情，人们却往往没有积极性去做，所以生产了X无效 （杨小凯，1997）。这个论点对于国有银行也是适用的，国有银行人均利润远低于股份制银行就是一个明证：据统计，1995年四大国有银行的人均利润率仅为1 11万元，远低于中信实业银行39 53万元和中国光大银行39 49万元的水平（武捷思，1996）。
　　从以上三点的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结论：只要国家还处在渐进改革的阶段，即使国有银行的资本金比率在某一个时点上达到了8%这个目标，也容易因为国有银行不可避免的资源配置低效率和X非效率而再次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国家要维持8%这个目标，就得不断给国有银行注资。
　　三、国有银行改革的重心应是设法阻断不良资产的再生机制　　我们都知道治病要除根，国有银行的病根究竟在哪里？毋庸质疑，不良资产的不断再生甚至加速增长是当前金融改革的最主要问题，而其中政策性金融支持是导致不良资产不断产生的重要原因，所以对其应在改革中首先予以解决。因为这个病根不除，任何存量改革都是无效的。笔者认为，政策性不良资产源于渐进改革本身，所以并不能在国有银行内部体制的改革中得到解决，而只能在渐进改革这个更宏观的层次上逐渐消化。以下就抑制政策性不良资产问题从整个渐进改革的角度提出两点建议：
　　1 在非国有经济对GDP增长贡献份额已远远超过国有经济却又得不到足够外源融资的情况下，国家应鼓励国有银行逐渐加大对非国有经济的支持力度。这样做的合理性在于：一方面，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速度更快，信用约束要相对好于国有企业，银行收回本息的可能性要大于向国有企业发放的贷款，这样就会减少新增不良资产的发生。而更重要的是，国有银行因此还可以在我国加入WTO直接面对外资银行竞争之前抢先争得一批信誉良好的非国有经济客户，增加优良资产的比重和银行利润，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从而进一步减小入世可能会给国有金融体系带来的冲击，这对于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非国有经济在得到更多金融支持的情况下，发展会进一步加快，从而对拉动经济增长、解决再就业、补贴利益受损阶层等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帮助。也就是说，国家因此可从“国内外援” （樊纲，1994）那里得到更多的改革收益以弥补日益高昂的改革成本。尤其是在当前国企改革已到了最后攻坚阶段的时候，这种体制外产出的增长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可以这样说，给非国有经济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既有利于渐进改革的顺利进行，又有利于国有银行在实质上向商业化转变。当然，如果非国有经济得到了相对更多的信贷份额，那么国有企业所能得到的份额必然会相对减少，体制内产出的增速也自然会下降。但我们只要能够遵循循序渐进的方式，用向非国有经济提供金融支持所获得的收益增量来抵消因体制内产出下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渐进改革就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而不会向激进式改革转化。
　　2 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是至关重要的。虽然国有银行可以通过逐步增加向非国有经济放款来减缓不良资产的增长，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无论如何都仍将是国有银行提供信贷支持的重点（包括改革中与改革后）。如果国有企业不能在较短时间内成功转制，政策性不良资产就将在长期内困挠国有银行，成为金融改革的绊脚石。如果国有银行不能成功实现商业化经营，在我国加入WTO后就很难与实力强劲的外资银行相抗衡，国有金融体系将会受到巨大的冲击。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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