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有企业经过20年时间的改革探索，已经逐步实现改制后，国有银行的改革问题成为学术界、改革的决策者关注的焦点。在过去的20年中，国有银行为支持整个改革，可谓付出了很多很多，尽管自己也一直在为自己的出路和前途而不断进行积极探索，但是，佑于改革的决策者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到国有银行的改革上，因此，国有银行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始终在为企业改革“金钱铺路”。现在，国有非金融企业已经通过改制上市、直接出售给私人资本等方式民营化了，金融企业中的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保险公司一开始就是市场化的，因此，背负的历史包袱没有国有银行那么重，它们也需要改革、需要发展，但其改革的任务和目标与国有银行有着根本的不同。如何认识国有银行的发展前景，如何按部就班地推进银行的真正市场化以实现银行的再生，是一个需要迫切解决的理论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国有银行的前景如何，关键在于银行自身，但是中央政府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国有银行的未来前景如何，不同学者表达出不同的观点。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表达出了悲观的态度。它们认为，暂且不论国有银行的产权无效，单就制约银行改革的两大问题——不良资产和冗员，就足以让国有银行难受的了。毋庸讳言，国有银行20%左右（甚至更高）的不良资产难以在短期内解决，每家银行几十万的员工也难以裁减，确实令四大国有银行进退两难：进则面临各种风险，还可能引发社会动荡；退则失去生存空间，将来必无立足之地。但是，中国20多年渐进式改革的实践不断证明，改革中的问题需要在改革中得到解决，银行不良资产和冗员两大问题也同样适用这个逻辑。
    1998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剥离部分不良资产后的几年，四大国有银行每年都在通过内部清理、增加拨备等方式，降低不良资产比率，实践证明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各家银行不良资产率都有了大幅度降低。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下去，再有5—10年时间，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将降低到10%以下，与国际上很多银行差不太多了。
    在人员清理方面，四大国有银行在过去几年也进行了一些积极探索，人员已经有了一些缩减。如果模拟其他国有企业减员增效的改革模式，目前的银行员工总数还可以缩减20%。经过这一轮的减员后，国有银行的裁员不能全部到位，与国际银行相比，国有银行的人员还是有些多。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全新的角度认识：其一，中国的低工资率决定了银行员工的工资开支在成本支出中的比重并不高，在增效与裁员二者之间，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其二，较高素质的国有银行员工仍将不断为中国金融业的扩张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在未来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国有银行的人员结构调整仍将继续，这个过程至少还需要5-10年时间。
    可见，不良资产和冗员是一个可以通过一些措施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致命的。关键是银行的高层决策者能否抓住机遇，推出适合各家银行特点的改革措施。
    笔者强调银行的命运系于银行自身，并不不是说国家的支持不重要。解铃还需系铃人，国有银行无论从产权归属，还是从疑难问题产生的根源，都与中央政府过去的行为密不可分。因此，无论从推进整个改革角度，还是从本来就应该承担的义务的角度，中央政府必须多角度支持国有银行的转制与发展。在不良资产的化解上，中央政府必须给予银行政策优惠；人员的裁减上，政府必须承担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同时给商业银行进行适当裁员的政策空间（如出现一些社会非稳定因素后对银行管理者责任的豁免）；在国有银行通过母子公司的构建实现子公司上市后，国有银行还需要最终承担其母公司的各种经济和非经济义务。
    当前，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央行一定要把握住节奏。特别是在银监会成立后，央行专司货币政策和金融调控职能，千万不可不顾及国有银行的现状而特例独行、大刀阔斧地推进利率市场化。市场化的大方向谁都不能否认，但是须知，央行用行政手段对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本身就不符合市场化原则和精神。第二，国有银行不要为券商自身发行的债券提供担保，即使是为了其他的盈利性目标。国有银行曾经为解救濒临破产的信托、地方性金融机构做出了贡献。现在，100多家券商面临战略性重组，又要国有银行来“埋单”，国家宏观经济决策当局必须对此有战略性安排。
二、产权是个必要条件，但不能指望一蹴而就
    8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成为一些学者关注的焦点。国有银行作为国有企业的一种特殊形式，具有国有企业的一般特征。如何通过改变国有银行单一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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