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行起诉制度。被害人自我救济途径的规定，有利于加强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
（２）被不起诉人的救济途径

新《刑事诉讼法》第１４６条实际规定了被不起诉人对检察机关作出的微罪不起诉的决定不服时的救济途径。检察机关依据《刑事诉讼法》第１４２条第２款的规定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是基于确认被不起诉人有犯罪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的，虽然不同于原刑诉法中免予起诉的有罪处理，是一种无罪的处理决定，检察机关对被不起诉人的人身、财产也不能作实体上的处分，但检察机关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分或者需要没收其违法所得的，有权提出检察意见移送主管机关处理。在这种情况下，被不起诉人如果认为自己没有犯罪事实，因而不服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的，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诉，通过此途径来寻求救济。不过，不起诉决定毕竟是无罪的处理，因而法律只允许被不起诉人进行申诉，没必要也没意义允许被不起诉人有起诉这样的救济途径。
（二）司法机关的监督救济途径
这是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及法院等司法机关，依其职责对不起诉决定进行监督而形成的救济途径。
（１）公安机关的监督制约

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检察机关如果作出不起诉决定，表明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对于案件应否起诉在认识上存在矛盾。公安机关作为侦查机关，对其移送起诉的案件情况有比较深的了解，因而法律赋予公安机关一定的监督制约权，以利于对案件最终作出正确的处理。新《刑事诉讼法》第１４４条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对不起诉决定的监督制约途径。应当明确，公安机关不起诉的监督制约与被害人的救济途径是不尽相同的，公安机关只能向人民检察院要求复议和提请复核，以此来监督，而不能向法院起诉，因为公安机关只是侦查机关，它不是当事人，也不是公诉机关，不具备起诉的主体资格。
（２）法院的监督制约

对于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依“不告不理”原则，法院不能直接受理。但依新刑诉法规定，被害人不服不起诉决定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法院对于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可以作为自诉案件受理；犯罪事实清楚，有足够证据的案件，应当开庭审判。可见，法院对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是通过被害人的起诉达到监督制约的，而被害人自我救济也要通过人民法院才可实现。检察机关对某一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依法律规定起诉，法院有权对此进行裁决。这既是法院以此对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监督制约，也是加强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３）检察系统内部的监督制约

依新刑诉法，在被害人的救济途径和公安机关的监督制约中，公安机关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被害人也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这表明上一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有权监督和复查。在检察系统内，奉行检察一体化原则，即上下级检察机关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对下级检察机关的司法活动，上级检察机关有权利也有义务监督。因此，上一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进行监督，也是比较有效的，这样有利于督促下级检察机关正确作出不起诉决定。
五、不起诉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此次刑诉法的修改，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大调整。在公诉制度中，不再使用免予起诉，扩大了不起诉的范围，因此对于不起诉制度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就显得尤其重要。不可否认，新刑诉法对不起诉制度的规定虽较为全面，但仍然过于粗疏和原则，司法实践中操作起来尚欠具体，不够细致。随着理论的发达和立法经验的丰富，不起诉制度仍需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笔者认为，以下一些问题是完善不起诉移度需要注意的：
（一）绝对不起诉适用的情形

检察机关对具有《刑事诉讼法》第１５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那么，我们研究《刑事诉讼法》第１５条规定的六种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就会发现，这六种情形法律后果相同，但行为本身的性质不予追究的原因各异。第一种情形属一般违法行为，尚未构成犯罪，不予追究是理所当然的，后五种情形以存在犯罪为前提，因客观上出现某种无须追究的特殊情况，因而法律作了不予追究的特殊规定。这样，绝对不起诉的情形有两大类，一是构成犯罪的一般违法行为，二是某种特殊犯罪行为，这里立法上就忽略了合法行为或者未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情形。在这两种情形下，公安机关如果把合法行为的实施者，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或者把没有犯罪行为的人错误的立案、侦查的，对这样的无辜者不起诉是无疑的。但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的法律依据却没有，因为《刑事诉讼法》第１５条中的六种情形中不含这两种情形。鉴于此，建议《刑事诉讼法》第１５条应增加“行为合法的或未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为绝对不起诉的情形，弥补立法上的漏洞。
（二）关于存疑不起诉的规定

依新刑诉法，存疑不起诉是可以不起诉，与微罪不起诉在这一点相同，属相对不起诉，检察机关在适用存疑不起诉时也拥有一定的裁量权。然而，笔者认为，存疑不起诉与微罪不起诉的立法精神是有区别的。存疑不起诉是与疑罪从无相协调一致，体现了无罪推定的基本精神。检察机关遇有此类情形，应作不起诉处理，此类案件若起诉至法院，法院亦按疑罪从无作出无罪判决。因此我们认为，这里规定为应当不起诉似乎更为合理、准确，既符合起诉法定主义，也便于实践中的操作。
（三）关于微罪不起诉的规定

新刑诉法对微罪不起诉规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依刑法免除处罚不需要处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这一规定过于笼统和简单，实践中难免出现各种问题。比如，犯罪事实和情节相当，犯罪嫌疑人的表现及其它情况也相近的两个案件，检察机关依法处理，就很可能一个作出起诉决定，一个不起诉。这样前者将是有罪免刑，后者则无罪无刑。相近的情形出现了罪和非罪截然不同的结果，殊难为人们所接受。其原因在于微罪不起诉是相对不起诉，即可以起诉，也可以不起诉。笔者认为，既然规定了微罪不起诉是可以不起诉，也就应该相应规定斟酌的具体情形，即什么情况下可以不起诉，比如考虑犯罪嫌疑人的态度表现，动机等一些因素，这样规定的具体一些，立法上有了一个共同固定的标准来衡量，实践操作起来就不会因不同的理解而有不同处理。
（四）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进行复议、复核和复查申诉的具体程序及要求

新刑诉法规定，公安机关认为不起诉决定有错误时，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被害人不服，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诉。但不难看出，刑诉法只是这样原则规定了检察机关进行复议，复核、复查申诉，比较笼统和粗疏，至于检察机关进行复议、复核和复查申诉时具体的一些操作程序和要求，比如检察机关应当遵守的期限，对复议、复核和复查申诉后的答复方式和要求均未作细致规定，这样就不利于司法实践的操作。为了保障检察机关的正确复议、复核和复查申诉，建议有关细则增加这方面的规定。

与此相应，新刑诉法也只是原则规定了公安机关可以复议、复核，那么，公安机关作为司法机关，其提出复议、复核也应有合理的期限，对此应予明确，这里的问题与上面的差不多。刑诉法对此应规定的具体细致，这样才使不起诉制度更加完善和易于操作。
（五）不起诉决定作出后发现新证据新事实的情形

不起诉决定作出后，发现了新证据、新事实，符合起诉条件的，被害人又没有向法院起诉的，这种情形原不起诉决定的效力如何，检察机关该如何处理？新刑诉法对这种情形没有任何规定。从理论上讲，当出现这种情形时，检察机关应撤销原来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依法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因为不起诉决定的终止诉讼的法律效力只是相对的，检察机关对此应依职权撤回原来的不当决定，依法重新起诉。新刑诉法在这方面无任何规定，实践中遇到时会无法可依，因此应予完善。
（六）被害人对不起诉决定不服向法院起诉的，可否掌握案件的证据材料

依新刑诉法，被害人对不起诉决定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但法院是对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害其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予追诉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才作为自诉案件，审查后认为犯罪事实清楚，有足够证据的话，才开庭处理，如果缺乏罪证，自诉人提不出补充证据，法院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自诉或者裁定驳回。这样，被害人向法院起诉应当掌握足够证据才可，而案件的证据材料都在检察机关手里，被害人可否掌握这些材料，需要怎样的程序，这些刑诉法未作规定。笔者认为，要贯彻保护被害人利益的原则，立法应具体对此作出详尽规定，否则实践中被害人通过起诉寻求救济的途径难以实现。

对此笔者有如下设想：对于不起诉的案件，立法应赋予被害人以知悉权。考虑增设一个类似听证会的程序，检察机关此时应负有公开展示案件证据的义务，被害人依此来了解案件的证据情况。此外，对于由被害人提供的在侦查过程中已交给司法机关的证据，应规定证据返还制度。
（七）被害人对不起诉决定不服向法院起诉的途径是否是最佳途径

被害人对不起诉决定不服，向法院起诉是其重要的救济途径。这里涉及到某些公诉案件可能转化为自诉案件的问题，就是说一些原来的公诉案件现在要通过自诉的途径解决。那么，这种做法是否是最佳途径？纵观刑事诉讼的发展历史，在起诉方式上是从私人追诉发展到国家追诉，即公诉范围不断扩大，自诉范围日渐缩小，这是一种历史的趋势，更是由刑事案件自身的特点所决定。刑事案件毕竟有别于民事案件，在追诉之前要通过侦查收集证据，很多时候需要特殊的侦查手段和设备，必要时还需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而且自诉人要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有较高的证明要求。以上这些仅仅依靠个人力量是难以胜任的。因此笔者认为，这种公诉转自诉的程序未必是最佳的途径，许多情况下难以达到保护被害人利益的目的。我们设想，在被害人不服不起诉决定的情况下，允许被害人申请，并提出一定的证据，法院审查后裁定检察机关强行起诉，仍保留公诉的方式似乎更合理，更为科学。
①ａ 蔡墩铭、朱石炎《刑事诉讼法》，五南图书出版公司，第１７４页。
①ｂ 蔡墩铭、朱石炎《刑事诉讼法》，五南图书出版公司，第１９５页。
①ｃ 崔敏：《中国刑事诉讼的新发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３７页。
②ｃ 陈瑞华：《程序价值理论的四个模式》，《中外法学》１９９６年第２期，第４页。
③ｃ 卞建林：《刑事起诉制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检察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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