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经济改革一样，金融改革必须由产权主体来设计、组织和推进。可是，许多农信社的产权结构很不清晰。弄不清农信社产权主体究竟是地方政府、某个部门或某些个人。明确这些农信社的产权归属说说容易，做起来很难。农村信用社的资产相当复杂，合作金融性质以及长期遗留下来的债务的归属特别令人头痛。
   　　正如吴敬琏所指出，改革的关键问题是体制改革。他说：“过去的银行改革只是做了注资，而没有改变银行的制度。邓小平在世的时候就说过多次，说我们的银行不是真正的银行。什么是真正的银行？它首先是一个企业，是一个经营货币的企业。要做到这一点，第一件事就是要做到产权的多元化。产权多元化的意义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个好的公司治理。只有在这样一个制度下才有可能改变它的行为。”[9] 如果没有明确的产权主体，由谁来保障所有者权益？在产权主体不明确的情况下，贸然推进改革必然会造成国有或者集体资产流失。在当前这种状况下，引进几个小股东并不一定能解决农信社产权问题，反而这些股东的权益很可能和国家、集体资产一样受到侵蚀。这是农信社改革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金融家缺位。
   　　如同国有企业改革一样，如果能够挑选到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并且给予充分的授权，那么即使维持原有的国有体制也同样可以把企业办得有声有色，但是这些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国有企业改革经验很难被推广。农村金融改革也是这样，绝对不能以点代面，不能拿几个好的农信社典型来指导全局。
   　　实践证明，凡是优秀的中小金融机构中都有一个很好的带头人，在他的周围有一个高效率的业务班子。当年在政府号令之下，农信社一轰而起。许多农信社从诞生那天起就先天不足，缺乏合格的业务领导核心，弊病甚多。能不能由上级派几个优秀人才去管理、改造这些农信社？实际上，在过去十几年内一直是这样干的。关键问题在于通过组织部门或上级领导机构指派的人选也许是个合格的官员，却并不一定符合金融家的标准。自上而下委派农信社负责人具有非常大的盲目性。也许能够凑巧挑中个把人才，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所用非人。这样的教训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比比皆是，在农村金融改革中也很难例外。有些农信社隔几年换个领导班子，越换越糟。这个教训让各级政府头痛不已。也许还能找到十个、几十个能够委以重任的金融人才，可是全国三万多家农信社，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寻找这么多合格的金融人才？如果没有这样的金融人才，想改造农信社无异于水中捞月。优秀的金融人才是在竞争中产生的。目前，由于缺乏金融竞争环境，很难培养出金融人才，更难选拔出合格的金融管理人员。
   　　第四，内部人控制，信息不对称。
   　　由于金融行业的特点，外部单位很难掌握商业银行的内部信息。某些农信社的“内部人控制”的问题相当严重。某些农信社变成了员工谋求集团利益的独立王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自上而下的金融改革往往遭遇到银行内部的抵制，报假帐，说假话，敷衍拖拉，使得制度创新始终停留在文件和口头上。
   　　在各级金融监管部门和农信社的谈判当中，看起来是上下级关系，实际上被改革者要比改革者强大100倍。他们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手里有张王牌：金融秩序必须保持稳定。农信社拿“稳定”当“人质”，在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他们会提出很多要求：为了稳定，就不能损伤目前农信社从业人员的切身利益。其中不仅包括员工收入、待遇还包括管理人员的级别和分配资源的权力。必须保证对农信社人员终身就业的承诺。倘若国家没有能力给予被改革者适当的补偿，休想裁撤机构和冗员。农信社改革很有可能赖在政府身上，资本金不足，应当由政府出资补充。不良贷款应当由政府财政冲销。出了问题要求政府解决。在改革者和被改革者之间，每次冲突的结果必然是改革者妥协让步。显然，政府也许有能力处理几百个农信社，但是面对三万多个农信社，心有余而力不足。最终，自上而下的金融改革很可能流于形式，竹篮打水一场空。
   　　第五，民间资本进入农信社的成本、效益严重不对称。
   　　由于许多农信社不良贷款数额巨大，或者早已资不抵债，要让这些金融机构恢复正常运行，必须注入大量资金，补充自有资本，冲销不良贷款。有人建议通过吸收民间资本，改造农信社。其实，就是要叫民营企业来填补农信社的窟窿。他们认为，民间资本若要获得银行业的许可证就得支付一些费用，帮助化解部分金融风险。
   　　民间资本在进入农信社之前必然要算笔帐：投入资金要多少年才能盈利。如果农信社的坏帐不多，那么还好说，可惜，这样的农信社实在太少了。例如，如果投资某农信社，按照最好的估计，要13年之后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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