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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对辩护职能重视不够，还表现在对辩护律师权利的保障方面。譬如，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没有有效的程序保障；辩护律师不享有刑事辩护豁免权；对辩护律师执业中的人身、住所、办公室等没有专门的保障规定；等等。
3、被害人与被告人权利保障失衡。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尚有许多需要完善之处，已成为法学界的共识，但对于被害人权利保障与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均衡问题，却缺乏足够的关注。其实在立法上，被害人权利保障同样存在有待完善之处。譬如，作为同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因而与被告人同样关心诉讼结果是否公正的被害人，不享有回避请求权；在对不予立案、不起诉、免予起诉处分的申请复议程序中，由于被害人权利的行使缺乏有效的制约力量，故而导致其意见实际上难以被作出处分的机关所接受；等等。
4、尚未建立起适合不同类型案件的刑事程序体系。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是，我国刑诉法规定的刑事程序是适用于一切刑事案件的通常程序，只是对在整个案件总数中占比例很小的自诉案件的诉讼程序有某些特殊性规定，但尚不能称为简易程序。就是说，我国刑事程序是较为单一的，尚未形成一个适用不同案件的程序体系。此其一；其二，刑事诉讼是个认识过程，认识论原理要求诉讼程序应与案件的重大复杂程度相适应，即越是复杂、重大的案件，认识过程也就越复杂，相应也就要求完备程序的保障；反之，对较轻微、简单的案件，认识过程相对来说就容易些，其程序要求就可简易一些。然而，在我国许多并不重大复杂的案件均适用正常程序，而对一些重大案件，却选择了快速处理的程序。例如，在如前所述的《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和1983年修改后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对法定的重大案件大大加速了程序的运作速度。这种对重大、复杂案件诉讼程序的简化，虽然可以加快刑事程序的运作速度，增强打击力度，但由于许多重大、复杂案件的认识需要一定的时间保证，如果快速处理该类案件，则难以保证对案件事实认定的正确性，并因此可能导致案件处理的错误。
5、对于在刑事诉讼中运用现代化手段缺少相应规定。譬如，对于视听资料这一在司法实践中早已运用的证据材料，没有列为证据之一种，当然更谈不上规定运用该证据材料的特别程序；对于侦查中已采用于侦听应适用的案件范围、条件、批准或决定的权限、实施程序及法律后果，均缺少规定。在这方面，我国刑诉法已难以适应司法实践的客观需要。
三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是我国刑诉法修改与完善的总体目标。实现这一目标模式，既要立足于本国国情，又要遵循刑事诉讼的一般规律，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归纳起来说，应当主要解决好以下方面的问题。
1、正确处理发现真实与程序正当、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在设计刑事程序时，是以发现真实为基本目标，还是将程序正当作为首要追求；是以控制犯罪为指导观念，还是将保障人权置于首位，抑或在最大程度上追求两者的统一，是关系到如何修改与完善刑诉法的全局性问题。如果单纯以发现真实和惩治犯罪为追求目标，在刑事程序的设计上势必会赋予侦查、起诉、审判机关广泛的探明真相的权力，对其行使搜查、扣押、拘捕、讯问等职权的限制就会放宽；如果单纯强调人权保障，特别是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在刑事程序的设计上就会赋予诉讼参与人尤其是被告人以过多的防御权，而对国家专门机关职权的行使给予极为严格的限制。作为前种选择，其可能产生的弊端是：由于程序上对专门机关行使搜查、扣押、拘捕、讯问等权力缺乏必要的限制而导致权力适用不当乃至滥用，一方面往往侵犯公民不受非法搜查、扣押、拘捕等宪法性权利，另一方面由于因此所生的在个案中的刑讯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存在而妨碍更广泛意义上的案件真相的发现；作为后种选择，其可能产生的弊端是：不适当地限制专门机关权力的行使及赋予被告人过多的权利，会妨碍刑事诉讼探明案件真相的能力，减缓刑事程序的运作效率，抑制刑事诉讼保护国家及广大社会成员利益的功能。因此，我国刑诉法的修改与完善，首先应当正确协调发现真实与程序正当、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而不应片面强调一个方面，忽视另一方面。
首先，在设计具有指导理念属性的条文时，应当将实体与程序、惩罚与保障并重，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譬如，关于集中体现刑诉法价值取向的刑诉法任务这一条文，似可设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刑事案件事实，正确应用法律，公正地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其他权利不受侵犯，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作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这种设计，旨在强调刑诉法不仅要保证在实体上作到公正惩罚犯罪和保障无罪的人不受追究，而且要在程序上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其他权利不受侵犯，并通过这一直接任务的完成，实现为国家建设事业提供法制环境的根本目的。由于在刑事诉讼中对公民人身权利和其他权利的侵犯往往是由滥用司法权所造成的，所以，将保障公民人身等权利不受侵犯作为刑诉法的直接任务，无疑是将程序保障置于同保障实体正确并重的位置。
其次，应当完善权利保障尤其是被告人的权利保障程序（具体内容将在下文中分别述及）。
再次，应当对程序性法律后果作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违反法律程序的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大体有两类：一类是实体法上的后果；一类是程序上的后果。对违反法律程序所进行的诉讼行为规定程序性法律后果，旨在强调法定程序同实体法一样必须遵守。这方面应予完善的内容包括：（1）对原无程序性法律后果规定的，予以增设该方面的规定。如超期羁押、违法搜查、扣押、证人不出庭作证等，会引起怎样的程序性后果；（2）对原已有规定但操作性差的条文予以修改，使其与违反程序的具体情况相适应，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因违反法律程序的性质、程度、危害后果不同，其所引起的程序性后果也应有所区别。如果划一地作出规定，势必影响其可操作性和条文的实际效果。譬如，刑诉法第138条对一审违反法律程序的程序性后果作了划一规定，
即此种违法“可能影响正确判决的时候”，方可撤销原判。实际上，程序违法有的其本身性质已很严重，例如采纳了以刑讯手段取得的证据，剥夺了被告人的辩护权等，即使不影响正确判决，也应撤销原判；有的其本身性质和后果不严重，则可通过一定的弥补措施补救；有的则需考虑其引起的危害后果，规定相应的程序后果。
此外，随着修改后的刑诉法的实施，人大常委会已经颁布的补充规定就相应废止。不过，由于犯罪情况的复杂性和进行刑事诉讼的实际需要，即使新刑诉法实施后，对某类犯罪或者在某一时期就某一制度、程序再作特别规定也是正常的。只是在作出此类特别规定时，应当坚持实体与程序、惩罚与保障并重的原则。
如上所述，在修改与完善刑诉法的过程中，应将不偏废实体与程序、惩罚与保障任何一个方面作为一项原则。尽管如此，由于案件的复杂性，在司法实践中，实体与程序、惩罚与保障的冲突也是难免的。对此，立法亦应在相关条文中作出如何进行处理的规定。作为处理冲突的一般原则，应当是利益的比较与权衡，这是坚持实体与程序、惩罚与保障并重原则在处理利益冲突中的具体体现。在刑事诉讼中涉及的利益主要有：个案中惩罚犯罪与保障诉讼参与人权利的利益；刑诉法确立的制度、程序等整体性利益；通过维护上述利益而实现的维护宪法制度的根本性利益。由于维护刑诉法的制度、程序的整体性利益与个案中保障个人权利多数情况下是重合的，所以，实体与程序、惩罚与保障的冲突，一般表现为个案中发现真实或惩罚犯罪与维护法律程序的冲突；又因为维护法律程序这一整体性利益的实现更利于维护宪法制度，从而更接近根本性利益，故作为一般原则，在发生冲突时应放弃个案中的发现真实或惩罚犯罪，以维护程序的正当性。但是，如果放弃个案中发现真实或惩罚犯罪这一个别利益会危及根本性利益时，则应充分考虑个别利益的重要性，而放弃个案中与整体性利益一致的法律程序。譬如，对于非法收集的证据是否可以采纳，其条文似可设计为：用非法方法获得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排除该证据会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利益的，或者综合各种因素不宜排除该证据的，不在此限。至于哪些情况属于排除的例外，可以由拥有司法解释权的机关制定出具体标准，以便于司法机关在处理这一问题时进行实际操作。在其他可能发生实体与程序、惩罚与保障之间利益冲突的问题上，譬如对律师保守职业秘密与为真实服务等问题，也应根据利益权衡原则，作出恰当的规定。
2、以控辩平等对抗、控审分离及审判职能中立为原则，确立控诉、辩护、审判三种职能的相互关系。在尽可能的范围内，追求实体正确与程序正当、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要求科学的诉讼构造作为手段保障，既要发挥国家专门机关职权在探明真实和保障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又要防止发生司法机关专断所导致的弊端；既要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和程序的正当性，又要防止罪犯滥用权利开脱罪责或因当事人滥用权利而导致诉讼的过分拖延。这就需要正确处理控、辩、裁三者的相互关系。鉴于我国刑事程序从整体上看辩护职能偏弱，被告人权利保障不够及审判程序过于职权化，我国刑事程序的设计就应当适当强化辩护职能和对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增强庭审的抗辩性。诉讼的前提是控诉方与被指控方存有“讼争”，因而形成双方的对抗格局。因此，诉讼的科学程序首先要求控诉与辩护双方在形式上应保持平等的对抗格局。这是保证诉讼客观公正的前提。如果控、辩双方在形式上明显一方优于另一方，就有使诉讼在实质上变成行政程序的危险，程序公正就无从谈起，案件的处理就很难保证质量。其次，还须使控、审职能分离。因为从心理学角度看，控审分离可以避免因一个主体兼控诉与审判两种职能所导致的固执性及被迫诉主体心里的不平衡；从保持诉讼结构平衡的角度看，只有实行控诉与审判两种职能的分离，才有可能真正实现辩护与控诉的平等对抗，从而保证程序的公正性；从认识论角度看，实行控、审分离，才能使通过审判这一再认识过程对侦查、起诉阶段形成的认识进行检验成为可能，以纠正前阶段认识的错误，保证案件实体的正确性。最后，还应确立审判的中立性。即在诉讼构造中，相对于控诉方或辩护方的活动各自具有的倾向性，审判机关作为居间裁判者，应当居中观察、客观分析，仅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据，不能偏袒任何一方，以保证裁判的客观性、公正性和权威性，最后全面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贯彻上述原则，适当增强辩护职能及增加庭审中的抗辩性，具体应解决以下主要问题：（1）确认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委托辩护律师的权利。辩护律师介入诉讼不仅是为了从实体上提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而且还要从程序上维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使控、辩关系达到平衡，以保证实体上发现真实和程序的公正性。（2
）建立保证侦查、起诉机关正确行使强制性处分权的机制。拘捕及搜查等权力的行使，涉及被强制处分一方的人身、财产、住宅等权利，是否采取强制性处分，实际上具有裁判的性质。侦查、起诉机关属控诉一方，由其自行行使强制性处分权而单向地对作为辩护权主体的被告人采取强制性处分，如果缺乏程序上的制约，就可能滥用该项权力，使辩护方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依照现行法律，只有逮捕措施有程序上制约机制，这是不够的。根据我国国情，似可考虑，对公安机关采取的强制性处分，由检察机关在程序上予以制约；对检察机关采取的强制性处分，由检察机关内部的不同机构在程序上予以制约，或者由审判机关予以制约。（3
）将庭审中由审判人员出示、宣读证据改由公诉人承担。公诉人举证应一证一质询，由被害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发问或发表意见；辩护律师提出的证据与公诉人所提证据具有同等效力。对被告一方提出的证据，公诉人、被害人也有质证权。对控、辩双方所提出的证据，除法律明文规定禁止或已调查完毕，或明显以拖延审判为目的者外，审判人员不应限制。只有在必要时，作为补充，审判人员可以对证据调查予以引导或依职权调查证据。（4）规定证人必须出庭接受控、辩双方询问、
质证以及不出庭的例外情况，改变法庭审理只是宣读控诉方移送的案卷材料的作法，切实保障辩护一方对证人的质证权。（5
）为避免法官产生预断和偏见及法庭审判流于形式，增加庭审的抗辩性，便庭审成为真正检验侦查、起诉活动的程序，必须对起诉方式和审查公诉的程序进行修改。关于这一问题，我国法学界已提出了各种修改方案，有的主张将其改为单纯在程序上审查公诉是否符合形式要件的程序，有的主张采取审查公诉和法庭审判由不同的审判人员进行的办法，有的则认为应实行起诉书一本主义。对此，尚可进一步研究。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不论采取何种方式，都必须改变在审查公诉阶段解决案件实体问题的做法。否则，就不可能真正增强庭审的抗辩性，庭审流于形式就不可避免。
3、在强化对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同时，
注重加强对被害人权利的保障，避免两种权利保障上明显失衡。切实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尽可能使被害人的正当要求和愿望得到满足，可以平衡其心理，避免其产生报复犯罪人及社会的情绪，有利于查明案件真相，惩治犯罪。为此，应在立法上赋予被害人以下权利：（1
）被告知与其权利有关的诉讼信息的权利；（2）申请回避的权利；（3）在国家专门机关未予追诉或终止追诉时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充分反映其追究犯罪的愿望和要求的权利。在具体程序上可以考虑：如果是公安机关不予立案侦查或终止侦查的，被害人最终可以向检察机关提出追诉声请；如果是检察机关作出不予立案侦查、不起诉、免予起诉等处分的，被害人最终可以请求法院裁决是否继续诉讼程序。所谓最终可以向上述机关提出声请，是指在此之前，被害人可以向原决定机关及其上级机关要求复议或复核。接受请求的机关应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并告知被害人；（4）本人或其亲属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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