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我国资本市场迅速 发展 的同时，浮现了以“琼民源”、“银广夏”等为代表的财务舞弊案件。在资本市场发展较为成熟的美国同样产生了诸如坦然、世通等一系列财务丑闻。这类财务丑闻不管是发生在哪个国度，都使本国资本市场遭受了灾祸性打击，给投资者造成巨大 经济 损失，并重大 影响 了经济秩序跟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经过理性反思和检讨，人们已经发现，会计规则有毛病、会计监管乏力、公司治理生效是导致这类丑闻频频产生的主要起因。近多少年，我国学界围绕会计管制和公司治理这两个主题发展了较为普遍的 研究 （如黄世忠等，2002；杜兴强，2004；李维安，2003；綦好东，2005；雷光勇、刘慧龙，2006）。而近年来，我国财政部、证监会等局部则加快了会计、审计尺度系统建设和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的步调，并取得了颇为显明的功能。坦然事件后，会计管制和公司治理也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学界及政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并进行了广泛的 理论 研究和实务改进。美国《萨班斯法案》的出台、国际会计准则在欧盟等更大范围的被认等同便是例证。毫不夸张地说，会计管制和公司治理已成为当今实践研究和实务探讨的世界性课题。 从国内外相关研讨的现状看，诚然人们已经留心到会计规则制定、会计监管方式和公司治理结改进等对资本市场发展直接的和重要的影响，但当前尚未有学者清楚提出会计管制与公司治理协同改进的命题，对二者关系的研究也还缺乏有深度的实际阐释。本文将以资本市场完善、会计管制与公司治理机制相对健全的美国为例，对其会计管制与公司治理协同演进的 历史 开展 分析 ，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会计管制与公司治理协同改进的机制架构。
　　
　　二、会计管制与公司治理协同改进的美国教训
　　
　　19世纪后期，股份公司这一组织形式在美国得到巨大发展论文代写。例如，到1904年，股份有限公司占了美国 工业 产出的四分之三（布莱克福德，1998）。随着企业资本范畴的扩展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企业的实际节制权越来越把持在经理人手中，公司管理权的调配逐渐形成了一种“强治理者、弱所有者”的构造。这种背景下，发生了对国家会计管制和公司管理干涉的须要。例如，美国议会产业委员会于1900年发表了初步报告，其中的一个论断是，应树立独立的公共会计师职业来制止公司滥用诸如股票掺水和适度资本化。这个初步报告将该委员会的目的阐释为：防止公司或行业合并者通过隐藏主要的事实或颁布带有误导性的报表来欺骗投资者和公家（普雷维茨和莫里诺，1998）。而在1902年宣布的终极报告中则更为具体地阐述了政府的监管目标：“要求大型公司，即所谓的托拉斯每年供给一份经由适当审计的报告，其中应展示有关其资产和负债、利润和丧失的公平的细节 内容 ；这样的报告以及进行了宣誓的审计都是政府监管的目标”（普雷维茨和莫里诺，1998）。依据立法，1903年美国贸易部设破了公司局，该局被授权汇编及公布信息，对公司进行考察和监督，推行“有效的公然”并对大量的公司实行考核。公司局曾请求联邦通过立法授予其“直接审查公司账目以维护大众好处”的权利（普雷维茨和莫里诺，1998）。然而，因为当时美国政府奉行的是自由放任主义理念，这些要求未能变为 法律 。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则重要是依附证券交易所的自律性要求，而政府并未担当起应有的政府监管职责，对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没有提出同一的强迫性请求。企业管应当局则往往以商业机密不宜对外披露为由拒绝向外界披露企业的会计信息。这样，投资者便很难理解企业切实的财务状态和经营情形。例如，1897～1905年威斯汀豪斯电器制造公司不向股东公布过任何一份年度财务报表，而且这一时期会计体系有一个广泛的特色是“秘密账簿”的应用（普雷维茨和莫里诺，1998）。而直到1909年纽约交易所才要求上市公司提供并披发每个年度的盈利呈文和资产负债表（齐斌，2000）。在美国代写职称论文，此时代的审计只是对资本家和公司董事的费用支出提供证明，并不针对政府或股东（查特菲尔德，1977）。由于缺少对公司管理者的有效监视，使得董事会职能生效、公司管理弱化。1914年颁布的《联邦商业委员会法》是美国较早波及会计信息报告要求的法案。该法案固然其立法主旨是反分歧法竞争，但其中对会计科目和会计信息的报告提出了法律要求。如该法案第十条划定：企业提供虚假的会计账目及经营报表，或不能按时提供年度讲演，属于非法行为，当事人或企业将受到处罚。纽约证券交易所也开端推动信息披露，当然，这种推进还只是一种非政府性管制的自律行动，国家并不出台强制性的会计信息表露法规。
　　应联邦商业委员会（FTC）的要求，美国会计师协会于1917年制定了《统一会计》，并得到了联邦储备局的认可。1918年将《统一会计》修改后以《编制资产负债表的公认 措施 》为题予以布告，咱们能够将这个公告看成是美国政府实施会计管制的最早文件。但因为这个文件只对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的格局作了规定，并未建立起体制的会计实务标准，仍无奈解决当时广泛存在的企业会计信息披露中瞒哄重要会计事项的气象。投资者、债权人和政府等会计信息利用者无奈根据缺乏统一实务标准而生成的会计信息做出正确的决议，也不可能依附这样的信息对企业实施有效的监控，这便导致了众多企业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的失效，并最终成为1929年美国资本市场崩溃和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起因。
　　1929年的经济危机使美国意识到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这也促使美国的会计管制和公司治理步入法制化轨道。韩铁（2004）的研究表明，经济危机当前的证券交易立法及管制不仅仅是针对证券市场，而且影响到涉及股东、董事和管理层权力的公司内部关联和结构，即今天所说的公司治理问题。美国于1933年和1934年先后公布了《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的一个主要目标是通过加强对信息披露的管制，促使上市公司向投资者供应的信息存在完整性和坚固性。《证券法》曾被看作是美国的“证券原形法”。根据《证券交易法》成立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代表国家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并被授予制定会计规则的权利。只管SEC将会计规则的制定权又交给了民间机构，但SEC在会计规则制定过程中始终履行强有力的监督，并且在必要情况下可能制定或修正现有规则。会计规则制定是美国会计管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会计规则一经制定，检查公司财务的可信度和公司是否完全按照了那些被逼迫履行的规则就成为SEC的重要任务。作为监管者的SEC要求会计数据应充分到可能让投资者和监管者和监管者约束管理者的越轨行为，推进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使之成为股东行使所有权的手段（普雷维茨和莫里诺，1998）。斯考森等（2005）认为，SEC的权力和监督领域波及公司理的良多方面，但主要是通过要求公司遵照严厉的报告政策来保护投资者免受错误信息的危害，保护证券交易市场的信誉。可见，美国在经济危机后通过制定和履行《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旨在加强会计管制和公司治理，并通过二者的协同改进来维护证券市场的信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SEC发布了《S－X条例》和《s－K条例》来辨别规范财务报表格式与内容及非财务信息的披露，制定了一些要求财务公开化跟标准会计、审计实务的标准，并给管应该局以外的投资者以更大的监督权来强化公司的外部管理。1940年的《投资公司法案》则对董事、实行官的人选以及相关当事人的举动作出限度，规定企业向投资者暴露公司财务状况和投资政策的信息，并要求以股权分散化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对会计职业界，SEC采取鼓励行业自律的方法，即由会计师行业协会进行行业自我管理，SEC则重要进行监管。在此模式下，会计职业界通过制定一系列的会计、审计标准来推动公司治理的完善。自1938年罗宾斯事件当前，对内部控制进行检查成为美国审计的出发点，并由此扩大到企业全部经营活动以及治理政策，从而诊断和提议委托公司解决经营问题（查特菲尔德，1977）。随后，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审计准则布告第55号》，倡导以“内部控制结构”取代“内部控制”，并最终由COSO委员会发布《内部掌握－－整体框架》来规范内部操纵实务，促进公司治理有效性的提高。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通过督促证券交易所的自律完善公司治理。1977年，纽约证券交易所提议由独立董事组成公司审计委员会。该制度得到 社会 普遍认可后，纽约证券交易所便把独破董事制度规定为上市公司标准，对董事会及经理层进行有效的监督。在这一时期，社会民众等利益相关者不仅广泛加入会计准则制定，且在公司管理中发挥了踊跃作用。20世纪80年代的“恶意收购”浪潮，使美国先后有29个州通过法律作出规定：董事会及公司经理在做出经营决定时必须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对其负责。该时期突起的股东举措主义、员工持股盘算以及在董事会中有利益相关者作代表等，体现了公司治理的恳求。
　　20世纪后期，美国政府曾一度放松对证券市场的监管。然而，2001年以安然、世通为代表的财务丑闻又促使美国加强会计管制与公司治理的改进。这些财务丑闻袒露了美国会计管制的机制性缺陷和公司治理的失败。会计管制的缺陷既包含会计准则的“规则”导向式，也包括会计公司审计职能与咨询职能的连体以及审计道德的缺失。公司治理的失败表现为管理层的不道德甚至腐化（包括会计敲诈和个人腐化）、内部审计的功效性失效等。正是这些“缺陷”和“失败”催生了2002年的美国《萨班斯法案》。认真剖析不难发明，该法案隐含着会计管制与公司治理协同改进的思维，即打算通过二者的协同改进来遏止会计舞弊的发生，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恢复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该法案要求SEC：发展对于采取准则导向的会计准则的研究，以完善美国的会计准则。《萨班斯法案》既是一部会计管制法案，也是一部强化公司治理管制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建立公众公司会计监察委员会对公众公司和审计行业进行监督，承担审计准则的制定工作，并禁止审计师为客户提供非审计服务。这象征着美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为主的 时期 的结束，而代之以高程度的国家管制。同时，该法案通过公司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问责制的强化加大了公司管理层的会计责任和管理责任。例如法案规定，公司首席执行官和董事对其公司财务报告的牢靠性负责，要求管理当局证实其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并披露其内部控制存在的缺陷。显然，《萨班斯法案》在会计审计准则规制、民间审计监管、董事会职能加强及公司高管义务强化等方面所进行的诸多改革，体现了通过加强会计管制和公司治理来提高公司治理效率、有效地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宗旨。为了实施《萨班斯法案》，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于2003年初分别出台了《公司治理规则倡议》和《公司治理和上市标准》，旨在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加强提名、薪酬、审计委员会的作用，以强化公司治理（经济配合与发展组织，2004）。
　　从美国会计管制与公司治理演进的历史来看，会计管制和公司治理是伴随着应答始终出现的“问题”而发生和发展的。会计管制以公司治理为导向，并与公司治理经历了一个协同改进的进程。
　　
　　三、我国会计管制与公司治理协同改进的目标
　　
　　美国会计管制与公司治理的教训可以大抵验证二者协同改进的 法令 。这种协同性改进可以避免制度之间的抵触和摩擦，降落制度变迁的成本，提高制度实施的后果。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还不成熟毕业论文，相关制度建设还不够配套和完善，实现会计管制与公司治理的协同改进更具偶尔性和迫切性。
　　近年来，我国会计管制和公司治理获得了长足进步，与我国市场经济系统相适应的会计规则框架已经造成并正在施展日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新会计准则体系的发布和实施初步实现了我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也已经制定并实施。但总体而言， 目前 我国会计管制与公司治理不论是在制度的衔接上，还是在各自机制的完美程度上，仍存在一定的缺点。例如，会计信息失真的问题仍没有得到有效治理，标准、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也还没有建立起来，公司治理失败的事件频频发生等。严格损害了广大中小投资者和其余利益相干者的权利，也危及到证券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我国的国情，我国会计规则及公司治理规章均采用了政府主导的模式。财政部负责制订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证监会制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矩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注协在财政部管理下，拟定民间审计准则。此外， 中国 公民银行等部分也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制定了一系列增强特有行业公司治理的规章制度。只管近年来财政部与证监会等部门加强了部门间的沟通和协调，在很大水平上减少了从前一度存在的制度安排不同步甚至制度抵牾等问题职称论文，但仍存在着各部门、各项轨制之间协同性不够的景象。例如，证监会在《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52条规定，在董事会下设立审计委员会，而央行却在其《股份制贸易银行公司治理指引》第64条规定，在监事会下设立审计委员会。同时，我国资本市场多个监管主体的协调一致性方面也存在某些不和谐的音符。一些国有大型企业及处所上市公司常常依附地方政府的掩护，躲避或抵制监管，依靠其国有企业的“诞生”背景对其会计舞弊等不当行为寻找借口。此外，监管者的再监管缺位也导致了监管效力的低下和低品德。因此，从制度变迁的成本效益角度看论文，要想减少摩擦本钱和实施成本，会计管制与公司治理协同改良势在必行。
　　会计管制与公司治理协同改进的目标在于，建立一个目标统一、权责明白的会计管制和公司治理监管体系，构建一套内在和谐一致的实施机制，整合现有会计规则和公司治理准则，提升会计管制和公司治理的效率和成果，以保护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实现资本市场的健康、连续发展和社会资源的有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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