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5％；而且这些企业在该行的存款余额由2000年的30万元增加到现在的190万元。企业经营活力增强，运行平稳，税收和就业增加，又促使政府逐渐放弃原来的抵制、阻挠和干预策略，认同并支持金融机构适当的坏帐处置活动。所有这一切，在以往的坏帐处置中都是不常见的。
　　五、总结性评论：内部压力的激励效果
　　这家银行的故事在不良资产处置中也许只是一个特例，但是经济学的逻辑在于寻找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合理内核，即它为什么有积极性把事情做好。我们发现，“降格”是一个极具威胁的约束，这种威胁致使银行无法把责任外推而自己不受损失，因而形成了有效的激励。说到底，银行面临外部约束(地方政府偏袒企业，借款人倾向逃债)时，如果内部约束足够强硬，则可以改变银行的行为。　　例如，在饲料公司一案中，如果不是银行精心设“计”把县粮食局拽进局内，如果不被该银行新增270万元贷款的谈判承诺所感化，康达公司压根就不会承接237万元的坏帐。在第一水泥公司一案中，如果不是“刻意”事前同那这家民营企业长达30天的艰苦谈判和漫长协商而放“马后炮”，如果不及时给予300万元的贷款扶持，385万元债务极有可能一“拍”了之而不会名正言顺地记在这个AAA级民营企业的名下。同样，如果不负责任地将造纸厂114万元不良贷款列入破产程序，或者不以优惠利率让利于联合化工公司，金融债权和债务担保都无任何实际意义。因此，激励优化了银行的行为。
　　这一故事告诉我们的两方面的信息：第一，在现有的环境框架下，仍然普遍存在着许多有效的处置金融坏帐的市场机会；第二，金融坏帐处置中的外部冲突和内部困境都是有条件的，通过内部激励设计是可以拆衷和削弱的；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在金融坏帐处置问题上，应将目光由外部转向金融内部，继续深化金融改革，力争激活金融机构内部的多个内生变量。当务之急，是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开展风险调查，制定合理规划。各金融机构应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一次由财政、审计等部门参加的彻底的风险状况调查，目的在于公正、客观、准确地界定金融坏帐的分布状态、变化趋势和风险程度，据此制定出本系统较为科学合理的坏帐处置规划，并将其进行细化和分解，作为指令性计划下发各层面贯彻落实，以改变目前坏帐认定的虚假性和处置规划的随意性问题。
　　(二)改革内部管理制度，堵塞风险责任外部化的漏洞。在确保不发生新的信贷风险的前提下，根据金融坏帐处置的数量、进度和难易程度等确立一个按比例提取劳动报酬的相机合约，把部分利益真正兑现给贡献者。要尽快改进呆帐准备金管理制度，实施按金融坏帐实际处置数额分配呆帐核销指标的做法，既可以呆帐核销指标作为手段正向激励在坏帐处置中的贡献者，又能够较好解决目前不尽合理的指标分配制度所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要强化监督管理，对于消极等、靠、要以及以贷收息、贷新还旧等弄虚作假行为给予严厉的处罚。
　　(三)赋予更多的坏帐处置手段，鼓励实施弹性策略。虽然目前仍然普遍存在着处置金融坏帐的市场机会，但它却稍纵即逝。因此，要在信贷权限、让利、降息、协商、沟通等方面赋予各层画更多的风险处置自主权，鼓励开展债务拍卖、代理清收、信贷员驻厂和接管企业事务等活动，以更加灵活的弹性策略削弱和迂回外部的硬性约束，进一步拓展市场空间。要加强对法律法规的研究，对于恶意逃废金融债务的行为给予坚决还击。金融部门也要形成合力，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防止出现损人利已的对策性自利行为。　　参考文献1 许国平、陆磊：《不完全合同与道德风险：90年代金融改革的回顾与反思》，《金融研究》2001年第2期。2 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占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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