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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入了婚姻，他／她会因为别无选择，从而有动力注意尽可能保持良好的关系，较少见异
思迁；会使得人们在家庭生活中加大投入，因为他／她事先得到了一种保障，自己的投
入不会某一天因离婚而被剥夺。正是这种事前的坚定承诺，不仅有利于后代的养育，而
且会提高社会总体的生活福利水平。
而如果离婚过于自由，且是一方想离就离，那么有谁还会对婚姻当回事呢？结婚草
率就是必然的。而草率结婚又势必导致婚姻更容易破裂，就像一个可以由单方随意撤出
的合伙一样，没有哪个合伙者会在这种投入回报不确定且无法律保障的经营中全力投入
。结果可能是，夫妻都不会在家庭生活中大胆投入，包括财力的情感的，相互之间总是
提防，总是担心自己的投入会不会被某个不期而至的第三者剥夺。这等于从一开始就在
夫妻的密切关系中砸进了一个楔子。更极端的情况是，如果离婚非常自由，那么结婚的
允诺可能成为获得性满足的一种欺瞒手段。
当然，这并不是说禁止离婚更好。禁止离婚同样会有巨大的副作用。它有可能进一
步加剧社会中婚姻与性、爱情的全面分离，甚至可能使家庭生活成为“人间地狱”。人
们会因此畏惧婚姻，会普遍推迟婚龄；推迟婚龄也许会减少生育，但并不必然意味着性
关系的减少。人们还是会通过其它方式，绕过婚姻制度来获得性的满足。因此可能出现
婚前性的普遍，人们甚至会普遍选择同居替代婚姻，从而使婚姻成为字面的制度，或者
使得社会中的实际的婚姻制度多样化；而在婚后，即使有法律的制裁和社会的谴责，也
难免会有更为普遍的通奸现象。而通奸现象的普遍，不仅会造成男子对子女不承担抚养
责任，而且会使更多男子不情愿承担抚养婚姻内出生的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其子女的责任
。
也许正是这种作为制度的现代婚姻的两难才使得现代人往往陷于困境，乃至有了“
懒得离婚”的说法。但是，我想说的，并不是要告知人们要慎重对待个人的婚姻。作为
一个法学家，我想说的首先是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婚姻制度所涉及问题的广泛性，以及
制度设计的未可确定的预期性。我们必须明白婚姻制度关注的并不是某一对相爱的恋人
或反目的夫妻的婚姻将如何处理，而是讨论一个将在中国这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
不平衡的大国”普遍实施且应当得到人们普遍接受的制度。而且我们要注意，婚姻制度
的原则规定并没有能力规定人们必须如何行为，而只能通过激励因素的改变而影响或引
导一个社会中人们的普遍行为方式。因此，过分强调一个原则，就难免有知识分子自我
看重的因素在作怪。
我们在考虑中国的婚姻制度之际，也许还要对中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发展趋势
作出一个判断。中国目前城市地区的妇女独立，在我看来，是中国过去三十年计划经济
条件下社会福利体制的一个产物。我不敢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这种福利会消失；但
是从目前的种种迹象来看，例如妇女就业难、特别是再就业难，很有可能这种福利条件
即使在城市也会逐步减少；因此，妇女有可能在经济上、事业上处于一种相对不利的地
位，她们对于男子的经济上依赖可能被迫增加。因此，我们的婚姻家庭法，离婚制度对
这些可能发生的因素必须有所准备。坚持离婚感情破裂原则，而不是采取一方想离就离
的原则，或许是对妇女权益的一种更好保护；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她们在离婚补偿
中处于一种相对有利的地位。
我们必须看到，目前参加这一关于离婚原则讨论的人大多是知识分子，这不仅意味
着他／她们有着相对比较高、比较稳定、比较有保障的社会地位和收入，而且很容易将
性和基于性的感情当成是婚姻的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东西。但是并非所有可能离婚的男
女都具有如同我们这些人同样的社会保障、相应的那种自主性以及对性的关切。因此，
当我们似乎是在以社会利益为重讨论问题时，我们的社会位置也许会使我们的神野有所
遮蔽，没有能够更多地从普通人的视角来看问题。如果我们没有一颗平常人的心，没有
一种起码的倾听的愿望，而总是从基于我们的位置而接受的永远正确的原则出发，也许
我们关于婚姻和离婚原则的讨论就变成了关于我们个人的理想婚姻的讨论，而不是关于
中国绝大多数人可能采纳的婚姻制度的讨论了。
也许，我们需要有一种更为务实、更为冷静有时也许会被人认为有点“冷酷”的眼
光来看待性、爱情、婚姻和家庭。
一九九八年十月五日初稿，十月二十八日二稿于北大蔚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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