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风险立行的必然之路。
其二：信贷风险组合。信贷风险组合是现代投资理论对银行信贷工作的重要启示。通过合理的搭配风险资产组合，可以有效地降低自身所面临的风险。众所周知，银行信贷投放的行业过于集中，地域过于单一，期限过于单调，不仅实际内含的风险很大，而且一旦遇到损失所面临的转换成本将很高。因此，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者必须将自己的信贷资产尽可能分散于各种贷款之间，如不同用途（工商业贷款、农业贷款、消费贷款以及不动产贷款等）、不同还款方式以及有无抵押等方面，而且在每一种贷款内部也进行相应的分散。比如不同币种，不同地区，不同期限等方面。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国有商业银行可以根据自身的信贷风险吸纳能力，构建符合自身要求的风险警戒线[2]，来指导自己的信贷组合。这样可以比较直观的检验自身贷款组合的风险集中程度，防范信贷风险。 
其三：信贷风险转嫁。信贷风险转嫁是通过不同金融工具的运用将自身承受的风险合理地转嫁给其他人，来实现自身风险规避。这是套利思想在现代风险管理领域的运用。因为根据现代金融市场的理论构想，在非完美市场上一旦存在价值被低估的资产，基于“博傻理论[3]”和市场均衡思想的套利行为必定存在，因此，将自己的风险资产通过适当的方式进行风险转嫁的策略是可行的。国有商业银行要想实现自身的信贷风险转嫁，不仅需要现有的制度框架（指衍生金融工具的国内市场有限）的突破，而且需要自身的大胆创新。只有与时俱进的金融创新才能有效的抓住市场的有限机会，实现自身风险的合理转嫁。
其四：信贷风险自留：信贷风险自留实际上是商业银行对信贷风险进行防范的最后一道屏障。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其可赖于防范信贷风险的屏障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自有资本金。根据巴塞尔协议的规定，它的主要的衡量指标是资本充足率；其二：国家信誉。这两块是国有商业银行吸纳风险的主要后盾。目前，我们知道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一直较低，除中国银行外，其余银行均未达到8％的国际标准（The Banker,1997）。不良资产比率较高，在技术上已经破产（张杰，2000）。因此，相比较之下，资本后盾的风险吸纳效果并没有国家信誉的政策担保效果明显。这实际上是一个“误区”。国家信誉担保极易酿成国有银行机构的道德风险，而这种道德风险激励机制的存在又促使了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率的居高不下（见表1-8）。因此，国有商业银行要想真正的走向市场，实现商业化，首先必须打破目前的这种扭曲的风险自留机制，硬化风险约束，通过多种渠道提高自身的资本充足率。

（二）战略收缩，组合再造，重塑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至于资产重组，理论上主要有三种：所有权控制型、扩张型以及收缩型。这三种资产重组的目的各不相同，因此，其适用的类型也存在一定的区别。这里我们针对的是国有商业银行存量资产的重组，比较合适的战略取舍应该是收缩型的资产重组。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其自身的资产规模和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并超过了规模经济的平衡点，出现了规模不经济。（赵旭，2001）。对此，国有商业银行银行有必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其存量资产进行重组：

1、以风险分散与利润贡献为基准，对国有商业银行重点行业、重点地区、重点项目贷款比例进行重新分配。

基于历史的重新分配是很难的，这里强调的重新分配并不是对各重点行业、地区的已贷项目进行类似于中止性质的干预，而是在现有的情况下，对已贷资产进行符合《商业银行法》的转让以及对不良资产的重组。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国有商业银行风险责任约束逐步硬化，内部竞争日益加剧，在对重点行业、地区以及国家重点项目的争夺上表现尤为突出。各银行对于国家重点扶植的基础设施项目（诸如：港口、铁路、机场等）超比例投放。比如福州长乐机场就集中了国有商业银行20亿贷款；对重点行业又更多倾向于上市公司。比如：蓝田股份、银广厦分别集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22.8亿、13.5亿的贷款。对于重点地区又体现出扩张性投放的趋势。这一点从第一章我们计算的地区贷款集中度上就可以看出（见表1-3）。这些过于集中的贷款一旦出现负面冲击，就很容易造成大量的不良资产，直接影响国有商业银行当年的盈利。因此，在资产组合思想以及资产重组思路的指引下，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对自身组合进行再造。

在目前的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调整空间有限，可选择的资产调整方式只能是进行类似于转让和不良资产重组的操作。因此，积极拓展银行间贷款转让市场，推进银团贷款进展，多样化不良资产重组思路，是推进国有商业银行存量资产重组的必由之路。

在当前情况下，考虑到贷款转让中的信息不对称因素对交易成本的影响，国有商业银行可以首先在不动产抵押贷款方面进行突破。由于不动产抵押贷款存在一定比重的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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